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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01/07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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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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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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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斌曾为李先念助手 青岛人只有他走过长征

李先念的得力助手任质斌是咱青岛即墨人

提到新四军第五师,大家首先都会想到老师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而说到这支队伍 ,李先念却说:“新四军五师没有任质斌,那我遇到的困难就大多了,就不会发展那么快 ,那么顺利。”

任质斌是谁?李先念的得力助手,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原突围的重要人物……解放后,他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是即墨人,也是唯一一位走过长征的青岛本地人。本期《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任质斌 。

他的祖父是开染坊的

即墨,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任质斌的故乡。1915年7月17日,任质斌出生在即墨城南关村一个贫困家庭里。他原名任知斌,字鸿恩 。父亲任玖湘,母亲李桂芳,他是独生子。

说任质斌家庭贫困似乎不是非常准确。因为作为即墨当地一个大姓,任家可是个大家族,比如金代中后期,从汴梁(今河南开封)到高密做官的先祖任福;金代后期被“授千总职,留镇(即墨)海防”的即墨任氏一世祖任贵;还有靠开染坊兴家的祖父任鹏年,还有到法国当华工的父亲任玖湘。任家的兴衰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这些人的表现起起伏伏,在这其中,对任质斌起到直接影响的有两个人物:祖父和父亲。从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提供的《任质斌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任鹏年是一个出了名的勤劳苦干、善于钻研的人,掌握着一整套染制技术。他在县城南关开了一家染坊,任质斌在少年时代经常听到长辈们夸赞祖父的高超手艺和钻研精神,都说他不单是染行的活计样样做得考究,而且还会用一种“红花”染制出非常漂亮的红布,在即墨城乡特别受欢迎。

靠着染坊,有积蓄有一片房屋,任家衣食无忧。在当时,任质斌也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高富帅,但偏偏德国人侵占青岛,从国外引进来的各种洋染料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染业。任质斌晚年回忆:“洋货技术高,成本低,价廉物美。这样我祖父开的染坊就不行了,价钱又贵,颜色没有人家的好看,所以销路就被堵塞了。干了几年,不行了,最后破了产。”破产后,任玖湘去青岛谋生,八年后娶妻成家。1915年7月17日,儿子降生了,他的到来让任玖湘欣喜,同时也让他陷入忧愁中,此时的任家已经到了快吃不上饭的贫困地步,拿什么来养活儿子?任质斌两岁时,任玖湘做了个决定,去法国当华工。只是这一走大半年杳无音讯,再加上不断有华工船被德军击沉的消息传来,任质斌的母亲陷入崩溃边缘,她抱着任质斌走到森林里,将绳子搭到树上……“俺娘!”“俺娘 !”任质斌大声呼救,才引人到森林里救下母亲。这是任质斌最早的人生记忆之一,全由苦难和绝望、哀伤构成。

3岁那年,父亲的消息随着来信和汇款一起来到。从这一年起,全家人的生活才开始有所改善。直到任质斌6岁时,父亲从国外归来,他终于见到了这个每天在脑海中想象千百遍的父亲。

全家人搬到了劈柴院

父亲回来了,任质斌终于有机会可以去学习了。那时新式学堂已经兴起,但任玖湘还是坚持把他送进了私塾,并在家里供奉着孔夫子的画像,让他每天上学前向画像行礼。

可能是受到家庭、生活环境影响,小时候的任质斌安静、沉稳,没有天真烂漫也没有撒娇,话很少,喜欢自己坐在那里,思考各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该想的问题。比如在他十岁那年,全家人搬到了最为热闹繁华的青岛劈柴院,父亲在这开了个小杂货铺。住在这栋西式的二层小楼上看着下面的闹市,他竟然问父母:“人为什么要活动?活着是为什么?”这个问题让父母吓了一跳,让他别再乱想。可任质斌就是喜欢关注这些东西,越看不懂越努力去想。

已经有了一定经济能力的父亲,将任质斌送进了很多人羡慕却读不起的教会学校。那里有明亮的教室、与私塾完全不同的授课方式以及各种音乐课、医药室、阅览室等,这既让他感到新鲜,又让他痛苦,教会的思想与他坚持几年的封建思想每天都在作斗争,他不知道应该坚持哪方面,于是一头把自己扎进了阅览室。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政治类书籍,看到了祖国的软弱,帝国主义的强大,他愤怒、焦灼却又无可奈何。再加上当时发生的“青岛惨案”,路上张牙舞爪的日本兵等,都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冲击。终于在1927年7月,12岁的任质斌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选择,放弃教会学校进入私立青岛大学附属中学班。

初中毕业后,父亲早就给他规划好了人生,去学面点,将来肯定能养家糊口。而此时,任质斌的内心早就往北平飘去了,他要去他一直向往的北平平民大学,去见他的偶像、著名报人邵飘萍。但他不知道,邵飘萍已经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现在的平民大学也不是他在书本上看到的样子,于是他退学,开始自修……

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共产党的,也不知道他从何接触?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1932年,他正式成为一名共青团员,1934年入党。他的军旅生涯正式开始了。

曾任《红色中华报》秘书长

1964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到安徽视察工作,省委书记向少奇同志介绍几位到场的省领导,当介绍到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时,少奇同志笑着说“我认识他,他叫‘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这是任质斌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笔。什么是红色中华?任质斌长子任全胜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红色中华’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的统称,当时报、社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当晚,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发布新闻 ;《红色中华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的前身。”

1933年,任质斌被调到《红色中华报》,主要搞专访和编辑工作,后来成为秘书长。因为他经常到中央局、中央军委、中央政府和全总苏区执行局采访和收集领导人专题文章,所以能见到中央的各级领导。中央领导有时开玩笑“哦,我们的‘红色中华’到了,今天分派什么任务给我呀?”

当《红色中华报》编辑受到重视,但当时整个办公环境可不行。据任全胜介绍:“1933年,报社是和苏区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共一个伙食单位 。当时苏区的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蚊子、苍蝇对人们威胁很大,最常得的病是痢疾、疟疾和生疥疮。报社的几个人经常轮番发疟疾和生疥疮。有一次任质斌生疥疮,从身上一直长到屁股上后来还烂到腿上,流出的脓血粘在裤子上,一走路便钻心地痛。但由于人少事多,又要下部队、跑机关采访 、征稿,屁股上有脓包不敢坐,采访时就站着作记录,回到报社趴在床上编写稿子。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找军委卫生部贺诚部长要了一支606注射液才逐渐痊愈。”

据了解,在《红色中华报》工作过的同志中,任质斌工作的时间最长,经他参与编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达150多期。

唯一一位参加长征的青岛本地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非战斗人员和干部获准随军西行的甚少。《红色中华报》获准随军长征的,仅任质斌一人。而且他的长征经历也跟别人的不同,得一路走一路宣传一路办报。

一提到长征,很多人都会先想到两个场景:爬雪山、过草地。对这两个地方,任质斌有自己的亲身感受。

宋霖主编的《任质斌传》一书中记载:“1935年旧历六月初六,任质斌二十岁生日,他在翻越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中度过。这里四五千米,山顶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任质斌极度消瘦,他大口大口喘着气,顶着呼啸的北风,狂舞的雪花,艰难前进,太累了就在雪地里爬行。”

任质斌还回忆了一件惨烈的事:“部队在爬山中途站着休息一会,有个同志离开队列到一边去解手,部队休息完了继续前进,我跑过去喊他快走,那个同志蹲在那里说不出话,只是表情僵硬地冲着我笑,我把他搀起来,刚一松手,他就倒在雪地上死了。”

爬雪山,难!过草地更难,回想在草地中的六天六夜,任质斌晚年回忆:“一望无际的草原,树很少很少,草长得近一米高。我们八九月从那里过,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下雨,草地都是湿的。还有很多的暗沟被草遮了起来,人要是踏上去就很危险。草地没有粮食,带的干粮吃完了,就吃草地上长的一种野蒜。雪山六十里路以内没有人家,六十里路以外才有很少的人家,草地呢,就根本没有人烟。”

这只是任质斌亲身感受的点滴记录。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告诉城市信报/信网记者:“任质斌,是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青岛本地人。”[编辑: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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