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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强设日语课 不会说日语挨鬼子扇狼狗撕咬

2015-08-20 18:00:01
来源:青岛早报
责任编辑: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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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过:只要德语存在,德意志就不会灭亡。

数十年前,费希特的这句至理名言不幸被日本侵略者变向解读。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半年后,日寇再次占领青岛,又是一个8年,日本侵略者除了武力侵占、疯狂掠夺外,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双重摧残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日寇把青岛作为“日华紧密结合”的特殊地区,大搞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让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奴化教育的险恶用心。日寇残酷的镇压和无孔不入的奴化教育,不仅不能泯灭青岛人民的民族意识,反而更加激发起他们的仇日爱国思想,教育、文艺等社会各界不甘屈服、奋起抗争,以文艺为武器抵制奴化教育,抗击日本统治者的文化侵略。

日寇在中小学全面推行奴化教育

南望观象山,西临济阳路,阳信路2号,一座承载着百年历史的老校静静地伫立在这里。70多年前,当日寇的铁蹄踏上青岛后,崇德中学(现青岛十一中)和其他学校一样,成为了日寇推行奴化教育的基地。

作为中共敌后文化工作者,如今90岁高龄的聂希文,1938年就曾在崇德中学就读,广大师生和进步青年并没有被驯化,在中共的领导下积极加入到了抗日斗争的洪流中,而这所当年的教会老校在当时则成了中共地下党的根据地。谈起当年他们一批爱国青少年在党组织的领导教育下,以文艺作为武器战斗在敌占区的情景时,聂希文依旧记忆犹新。

青岛这座港口城市,曾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次占领,各有8年。1938年1月,当日寇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则全面实施“思想战”,妄图实现其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其中将教育作为侵略工具和维护其殖民统治的手段,在中小学全面实施奴化教育,删改教科书,鼓吹中日“同文同种”。

聂希文清楚记得,实行奴化教育最严重的两所学校就是青岛学院和东文书院。青岛学院是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期间日本人办的学校,下设三所高中程度的学校,而他的姐姐聂明当时出于抗日工作需要,就进入到其中的高中宏宇女子学校上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日本学生,兼收朝鲜和中国学生,全部用日语教课,学生均穿日式校服,实行日本法西斯式的管理体制,教师可以打骂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打骂低年级的学生,这在当时的青岛是很平常的事。其校训校歌充斥着忠于军国主义的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并带有明显的侵略扩张内容和奴化教育色彩。

“当时,人们出于爱国仇日心情,尽管要多花一些钱,但还是尽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去,我当时就去了美国长老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也就是崇德中学上学。”聂希文说,当时日美还没开战,美国采取中立姿态,日寇对学校的统治相对要轻一些。但即使这样,日本人还是在学校里派了森田和名古屋2名日本女教师,名义上是教日语课,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进行奴化教育和监视师生的活动。

强设日语课灌输亲日思想

日寇在教育领域特别重要的奴化手段就是在各类学校中强设日语课,还陆续往学校增派了不少教育指导官,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严密监控,动辄以思想行为不轨等罪名迫害进步师生。日本人不仅强令学生学日语,还要教师教日语,由日本教育指导官任教。一次,日伪集中了全市中小学教师在黄台路小学学日语,市立中学的事务主任李清秀迟到了,被日本教育指导官大骂“八嘎”,并被推出门外。

聂希文所在的崇德中学虽是教会学校,同样也摆脱不了被日奴化控制的厄运。“日本人还派了一些特务学生来监视我们。记得我们班上就有这样一些‘学生’,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上课时不听讲,不做功课,玩弄‘袖箭’一类的凶器,模仿日本浪人的架势和装束,大家十分厌恶他们。”聂希文说,当时各中小学使用的课本,都是伪华北临时政府(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根据抗战前的课本审定改编的,凡抵御外侮、具有民族意识的内容,全被删去,换上些 “中日亲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之类的东西。

日本人利用各种手段向学生灌输亲日卖国思想,在学校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进步抗日学生。他记得,每星期一,日本教育指导官都要逼迫学生参加“宫城遥拜”,即集体朝东方向日本天皇鞠躬致敬。日本教官还定期带学生到日本的“忠魂碑”和“日本神社”去祭拜战死的日本侵略军将士,炫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般市民路过这些地方时,也要鞠躬致敬,否则就要受到日本兵的打骂。除此之外,日本人还任意体罚学生,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并将原童子军团改为少年团,由日本高级军政头目担任顾问与教官。

管制魔爪伸向文化领域

除了教育领域驯化青少年,日本侵略者还实施了文化管制,并利用他们控制的各种文化工具,大肆进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和奴化教育宣传,麻痹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

他们把中国人家用的五灯以上收音机一律没收,换成只能收听当地广播的小功率收音机。日伪的广播电台天天播放日本国歌和伪政权的“国歌”《卿云歌》,还有《大东亚进行曲》,以及“旭日升,耀光芒,富士山颠彩凤凰”之类赞美日本的歌曲,到了学校还要教唱这些歌,此外就是黄色歌曲和一些古代的或是低沉的没有朝气的旧歌曲,抗战前带有民族意识的歌曲是绝对禁止的。那时青岛的电影院,多数是日本人经营的,主要是上映日本影片,还演出日本歌剧,内容是宣传日军的“辉煌”战果、武士道精神和打打杀杀的故事。

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青岛一度是一块文学绿洲,优美的自然环境,宜人的气候条件,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像王统照、萧军、萧红、老舍、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洪深等无数中国现代杰出作家都在青岛短暂逗留或居住,挥毫泼墨,留下了不朽的华章。老舍那时曾在青岛居住达三年之久,然而“七七”事变打断了老舍一家人幸福惬意的生活,也打断了“职业写家”的创作思路,改变了他的人生使命和写作角色——自此,其作家身份中多了一份抗日救亡的色彩,其笔触也不再是优雅和诙谐,多了一份凝重的气息。日本占领青岛后,进行了疯狂的文化侵略,使30年代一度活跃的青岛文坛也顿时变得沉寂下来,呈现出一片“文化沙漠”的景象。

聂希文说,日本侵略者采取封杀中国文化的政策,凡抗战前出版的书刊,一律禁售禁读,市图书馆和各校图书馆抗战前的书都被“下架”封存,崇德中学的图书馆干脆完全闭馆。

进步学生组织抵抗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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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60周年时聂希文获得过一枚奖章 记者 王建亮 摄

日寇残酷的镇压和无孔不入的奴化教育,不仅不能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反而更加激发起了人们的仇日爱国思想。在这期间,全国上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斗争,崇德中学的师生们也加入到了这场洪流中。聂希文说,当时日语课程安排得很多,但绝大多数同学采取了对抗态度。每当日语教师在黑板上写字时,同学们便从后面的窗户跳出去逃走了。等她回过头来,仅剩下前面几个同学,气得她大发雷霆。

在聂希文的记忆中,当时崇德中学的老师徐叔平,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读了他的 《咏樱花》,表达他对日寇的憎恨和藐视,至今他还记得其中的两句:“若个风流不结子,东风枉费嫁衣裳。”

当时,徐叔平的长子徐文询在老家诸城参加过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后来由于身体原因,随父来到崇德中学读书,他向同学们宣传革命道理,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和进步歌曲,介绍进步文艺作品。1939年,在徐文询的影响和组织下,当时他们初二的十多名学生自发成立起“大众解放中华民族先锋纵队”,聂希文那时才14岁,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此时,共产党人李继仁化名曲华来到了崇德中学,他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首先在崇德中学发展了进步学生方勋、尹华、莫易、张辽为中共党员,并于1940年6月建立了中共崇德中学党支部。这些新党员又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学校、工厂中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市立中学(现一中)党支部及颐中烟草公司党支部。

与此同时崇德中学在进步学生中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学生,宣传抗日进步思想,抵制日伪或奴化教育。

组织成立后,在半公开场合下,组织成员把若干富有战斗性和进步意义的歌曲,如 《马赛曲》、《大路歌》、《梅娘曲》、《再见吧,南洋》传唱开来,解放区的抗日歌曲,也在一部分学生中秘密传唱。“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半公开刊物 《一周》的出刊。”聂希文说,为了不引发太大的政治关注,就用了“一周”这样一个朴素的刊名。因为没有印刷设备,他们使用了冻粉制版的最简易而有趣的印刷术进行印刷,一次可印十几张,每期印十来份,在组织成员和进步学生中秘密传阅。

秘密建立红色“图书馆”

在当时的日占区,连抗战前出版的一般性书刊都成了禁书,可读的书甚少。“由于日寇的查禁,我们没有课外书读,但我们当时迫切需要进步书籍充实自己的头脑,因此我们不惜冒着很大风险去搜寻进步图书。”聂希文回忆,当时,日苏订有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在上海设有“时代出版社”等文化机构,出版一些苏联的文学书籍、杂志,他常常冒着风险买这些书刊藏在家里偷偷阅读,怕被邻舍的敌特机关发现,家人经常帮他把读过的这些书放进炉灶里烧掉。“烧时在锅里放进绿豆和水,我则站在院子里看着,有无火光从烟囱里冒出来。”聂希文认识一位姓王的市图书馆的管理员,经常偷偷借给他一些下架的书。他不仅自己阅读,还拿到学校里借给要好的同学。有时大家对上课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便偷偷地把这些书放到桌下阅读,具有爱国心的老师看到,便悄悄提醒:“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要惹大乱子的。”

一次偶然机会,他们了解到学校后楼的顶棚上藏着一大批进步书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秘取“禁书”的战斗开始了。一天深夜,赵宝麟、王允桢和聂希文等几个人悄悄地把学校密室的大锁启开。“眼见一大批藏书,真像许多故事传说中叙述的寻到了无价珍宝那样欢欣。”聂希文说,他们的任务是选书,在黑暗中用手电筒照明,在大堆的书籍中认真挑选。挑好后,他们用被单包好背到楼上旁边的宿舍里,塞进床底下先藏起来。“我们就是这样一本本地挑选,一包包地背出去,真像历史上玄奘经过千难万苦去取经一样,把这批比‘真经’还珍贵的书籍取到手。”后来,这批书籍连同过去从其他渠道弄来的进步书籍一起,分别进行存放并使之流通,形成了地下图书网点。

不会说日语挨了鬼子扇

讲述人 孙为武

日寇铁蹄踏上青岛,大搞奴化教育。我的大伯父孙嗣熙抗战时期在青岛读小学和中学,在世时经常给我讲起那时的经历和见闻,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与大伯的讲述互为参照补充,或可窥一斑。

日寇在学校中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进步抗日师生,任意体罚学生,鼓吹中日“同文同种”,利用各种手段向学生灌输亲日卖国思想。日寇要求各校必须开设日语课,并陆续派遣了许多日籍日语教员到校任教。伪教育局督学室的职责之一,便是“奖励与普及日语事项”。日寇迫令各校把日语当作一门主要课程学习,减少其他学科的课时。市立师范学校对学生的其他学科的学习很少过问,但日语不好日本教官可要大发脾气。在一些学校中,课堂点名和课堂用语使用日语,喊操使用日语,教唱的歌也大都是日语歌,学生在校园中见了日本教员必须用日语问好。伪教育局规定,各校每学期举行一次日语比赛;每次比赛,都有日伪高级头目或日本教育指导官监督 “指导”,发给奖品。日寇对中国学生学日语除了“奖优”,更要“罚劣”。常有日本宪兵在街头设卡用日语盘查学生,对能说日语的就放行,对不能说日语的,轻则呵斥、重则殴打。大伯回忆,他当时住台东,每天上学需要翻过贮水山到礼贤书院(今青岛九中)上学。有天早晨他遭遇过日本宪兵的盘问,多亏他当时已能说几句日语,顺利通过了,但他身后的父子俩因为不会讲日语,孩子被日本兵扇了巴掌,大人与日本兵理论几句,当场被捆了起来,日本人残忍地放狼狗去撕咬。大伯说,当时自己无力相助,只有满腔的悲愤,但那个恐怖的场面和凄厉的惨叫声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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