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笑话成为企业文化？职场女性如何应对性骚扰

原标题：职场中你遭遇过性骚扰吗?如何应对的?听听她们怎么说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孔敏　白菊

近日,一名阿里巴巴女员工在网络举报称被客户和领导性侵,引发热议。记者注意到,在豆瓣、知乎、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已有许多网友建立职场反性侵吐槽大会。据联合国妇女署数据统计,全球有35%的女性都曾经历过身体或性暴力。然而,并不是所有女性会意识到自己被侵犯,也不是所有女性都具备站出来指控罪犯的勇气,再加上职场的特殊性,一旦成为公众眼前的“受害者”,她们面临的会是更艰辛的道路。对此,记者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职员进行了采访,看看她们是如何面对职场性骚扰的。

李颜,25岁,互联网从业者　受到领导骚扰的　不止我一个

“那个人是公司的一个领导,虽然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工作原因接触过几次”,李颜告诉记者,“他没有对我做出逾矩动作,但是他的言语或者所作所为让我觉得十分不舒服,会让人觉得他别有所图。”据李颜介绍,这名领导的事迹众所周知,经常会给女同事发骚扰消息,“我跟他一点都不熟,但他看到我发朋友圈,他会问我怎么还没有睡,我觉得莫名其妙,有时候还会约我去喝咖啡,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和50岁的领导咋能喝到一块去?反正后来只要他发的和工作无关的消息我都假装没看见。”

李颜表示,这名领导还会打着关注下属的旗号正大光明地去找女同事尬聊,“有一次才发工资,他到我工位面前找我说话,毕竟是领导,我也只能非常客气地回复他,他问了我工资,我说完之后,他说了一句,发得这么少还不如我包你,”说到这李颜叹了一口气,“他像个苍蝇似的一直嗡嗡地叮着我。”

李颜感慨道,做女生太难了,“受到领导骚扰的不止我一个,我们部门有一个女同事因为没有接领导的电话还会被他叫到办公室以工作的名义训斥,后来女同事告诉上级领导,但上级领导根本不作为,到最后她只能离开了我们单位。更让人气愤的是那些男同事,劝我们别把事情搞太大,说人家好歹是你的领导,你们又没受到实质性伤害。”

“我听到‘你们又没受到伤害’这样的话会觉得非常难过,有人说,我那个领导是缺少教养,或者说不懂得交往界限,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对我造成了困扰和伤害。”李颜说。

刘蕾,32岁,外企产品经理　恶心的幽默　就不是性骚扰吗

“性骚扰在高收入行业或者说依赖合作和利益交换的行业很常见,尤其是那种难以界定的‘黑色幽默’,让很多女当事人选择忍气吞声。”王业平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个帖子,她告诉记者,这是发生在她好朋友刘蕾身上的真实故事,经过刘蕾的同意,她将其文字控诉发在社交平台里,呼吁大家关注职场性骚扰。

“我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这是欧洲某国的顶尖企业,”刘蕾写道,“去年疫情期间,我们部门有一个男同事被困在家里,只能借助软件给我们开会,有一天我们线上开会,会议室里只有我和六七个男同事,这几个男同事里有一两个反复问‘在家期间是不是该要二胎了’,即使有人提醒我还在,但是这些男生还是像故意似的继续讨论,比如和老婆亲热这样的话,我受不了就生气摔电脑走了。”

刘蕾在文字中表示,尽管这些言语不是直接指向我,但自己心里很不舒服,“我回到座位上问部门领导可以投诉吗,但他的回复让我十分失望”。那个领导这样说,你需要适应,大佬们出去聊得都很open,要是小×(大佬助理)在,她就会装成听不见。“后来我在年度review的时候和总经理投诉,他也是告诉我要适应。”

刘蕾在最后写道,这种恶心的幽默,就是恶劣的性骚扰,难不成大佬们的黄色笑话是企业特色的社交文化吗?

根据《民法典》,“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刘蕾无奈地表示,这样的规定,实际执行起来却有很大难度。

杨芳,43岁,青岛某公司理财经理　长相普通被骚扰　更加难以启齿

“2019年的时候,我被一个客户骚扰了,”杨芳向记者讲述,“那个客户51岁,是搞建筑的。我们这一行,有时候会自己掏钱以免费旅游的形式来吸引客户,当时为了拉拢这个客户,我和部门的另一个同事、那个客户以及客户的一个朋友,四个人去了重庆玩了玩,一开始那个客户表现得非常君子,但到了重庆他暴露了本性。”

杨芳讲述,下飞机的时候,自己在前面拉行李箱,落后的客户追上来肩并肩地跟杨女士走,然后突然靠近杨女士说了一句,“你用的什么香水啊,很香,身材其实很好,凹凸有致。”“我当时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也没说什么,就笑了笑,”杨芳说,“当天晚上,客户问我要不要单独出去逛逛,我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旅游的钱已经出了,我就只好忍着,一共玩了三天,这三天里他每天晚上都给我发消息,有时候会叫我单独出去玩,有时候会吐槽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暗示我他想找个温柔的女人,还会给我发那种色情链接。”

“回到青岛后,他收敛了不少,但偶尔也会发消息问我在干啥或者想请我吃饭,我都说没空,有需要面对面办的,地点我都是选择在公司内,”杨女士一脸苦笑,“我那时候不敢给我老公说,后来旁敲侧击地对我老公说我可能被骚扰了,他给我来了一句,‘你这么胖,是谁这么不长眼啊’,我就不想再提这个事了,家里不敢说,同事更不能说,我当时真的很崩溃,后来合作到期,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杨芳说,她觉得性骚扰对于一个长得普通的已婚妇女来说,更加难以启齿。(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恶臭的酒桌文化　早就该叫停了

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应酬陪酒成了一些职业女性无法回避的活动。没有下限的“陪酒文化”成了交易的托词和润滑剂,举杯逢迎、无法反抗的女性职员成了企业陪酒文化下的牺牲品,甚至我们常常会听到外界这样的评价:“是你自己不检点,谁让你出去喝酒?”“谁让你穿这么短的裙子?”大家对受害女性苛刻以待,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在被侵害后不敢呐喊发声。

用人单位无下限利用甚至侵害女性来活跃气氛,取悦宴请对象,是职场女性遭受侵害的最大帮凶。有些单位更是堂而皇之地将喝酒当成用人和晋升的条件。

形势越是严峻,就越是需要更多的人像阿里受害女员工这样,向推杯换盏背后的侵害大声说“不”。同时用人单位也要完善细化对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的权益保护机制。如果任由“办事靠喝酒”的歪风盛行,任何企业都很难获得长远发展。

律师说法　举证难+就业压力大是维权“拦路虎”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逯玉表示,性侵类犯罪无论是强奸还是强制猥亵都存在取证难的问题,“取证一般需要直接证据,只有间接证据很难定案。”

对于职场性骚扰中的维权问题,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欣彦表示,“民法典颁布之前没有相关规定,定义违法也很难,长期处于无处申诉状态。职场性骚扰具有隐蔽性,加之受害人羞耻心作祟,很多情况难以启齿,也是造成维权困难的一个原因。”

“由于职场性骚扰具有高度私密性,所以女员工在遭到性骚扰后难以收集证据。”上海君莅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婧从就业环境压力方面补充说,“在受到性骚扰后,女性一旦揭发后较容易遭到对方否认和诋毁,继而容易受到公司的排挤,面对就业的压力以及失业的风险,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敢维权,所以选择息事宁人的女性较多。”

此外,一般性职场性骚扰多发生于工作环境内,侵害方多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一旦受害方要求公司出面解决,公司负责人多会考虑公司的社会声誉或者经济利益和公司发展而选择袒护侵害者,消极回避调查,不利于受害方进一步稳固证据进行维权。所以举证责任方面的难度大以及就业环境压力大都是职场性骚扰维权中的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