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创青岛首家纺织厂 全国学郝建秀工作法

1946年1月15日，满载70余人的数架飞机自战时陪都重庆飞抵青岛，飞机上一位乘客思绪万千。一方面，他有感于抗战胜利，国家百废待兴因而踌躇满志;另一方面，他又隐隐预测到当前的和平不过是镜花水月，国共纷争再起之际，纺织业的发展难免功亏一篑因而焦躁不安，他就是新任中纺青岛分公司总经理——范澄川。除他之外，故事里还有几个重要角色：中共地下党员王新元、毕中杰、赵仲玉，国民政府驻青绥靖主任刘安琪、参谋长冯骥，军统特务陈孝祖。一场青岛纺织厂的真实版“潜伏”开始上演。

地下党打入青纺高层

坐在飞机上的范澄川内心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青岛纺织业未来的发展，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遗留在青岛的36万余台纱锭无疑是一笔天价财富，对于抗战胜利伊始的中国来说，如何及时接管这些资产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民政府似乎抢先了一步。

1945秋天，在宋子文的提议之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负责经营敌伪投降后的纺织工厂及附属事业，该公司在青岛、天津以及东北另设分公司，负责当地的接收事务。日本投降不久，范澄川即出任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一职，他们一行70余人于1946年1月抵青 ，接收了青岛的九个纺织工厂。可范澄川的内心却相当矛盾，据他事后回忆，此次接收行动他早就心存疑虑：“就政治上来说，国共已经合作，青岛当时是在解放区的包围之中，政权早晚是要易手的，严格说来，应该由共产党派员接收经营，国民党何能越俎?”他将当时的接收称之为“摘桃子”，认为国民政府此举乃是抢夺胜利果实，“下山摘桃子”颇不合理。“可是，青岛各厂是一份宝贵的财产，不管政治如何变动，前途如何艰险，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不能让它受到丝毫的损害。”

其实当时的范澄川大可不必为此焦虑，因为跟随他一同前来接收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其中个别人的职位之高或许出乎他的意料。“在1946年1月，地下工作者王新元就已经打入轻纺分公司的高层了，他的职务是青纺公司的副经理。”王立永说，“除了王新元之外，还有毕中杰、刘泓等地下党被安排在了分公司各部门以及各企事业，要说咱们可不比国民党慢。”这场出色的地下斗争活生生地在国民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上演，可并未被发现。据毕中杰后来回忆，王新元乃是经董必武批准打入了青纺公司的内部，其他的地下党员则是他安插的。这些地下党员到达青岛时接受检查的过程颇为惊险，所幸均未被发现。如毕中杰在青岛码头曾经受到国民党宪兵的严厉检查，幸而“随身携带的一部分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藏在木箱夹板里”，才躲过一劫。

在此后的几年里，青纺公司内部的地下党员秘密的发展壮大力量，宣传进步思想，甚至不定期召开了座谈会。王立永称，当时的座谈会基本上是以聚餐的方式进行，内容则是相互交换观点，传达陕北广播电台的消息和评论。不过百密一疏，这些活动还是被以匿名信的方式举报给了中纺总公司总部，“当时形势是很危险的，那封匿名信中称青纺公司内部有异党分子活动，估计是有叛徒”，这封匿名信经总部交给了范澄川，范澄川并没有处理此事，而是把信件转交给了王新元，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副经理，此后座谈会改为个别联络。

一则消息救了范澄川

范澄川通过他独特的方式保护地下党员非止一次，王立永把他归结为一个“政治开明的爱国知识分子”。1947年，当时的青岛警备司令部曾经给范澄川发出一封电报，内称在青纺公司发现一名共产党员，要求他查明事实，但范澄川的答复是其人确系共产党员，“已经把人放走了”。原来之前范澄川曾经帮助警备司令部的司令贩卖过一批布，并且拒绝了对方的酬谢，他就是依仗这这层关系才敢于如此大胆行事。

到了1948年，范澄川的行为终于得到了地下党的肯定回应。解放战争的战事胜利进展，国民政府败兆显现，2万多公斤的烈性炸药被运到了青岛，国民政府这一行为的目的很明显，即是在败逃之际炸毁工厂，破坏生产。当时的范澄川出于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自然感到沮丧，他想要保护工厂，但力不从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在自家信箱出现了一份革命宣传材料，材料号召保卫人民财产，保卫青岛的各个棉纺厂，竟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没多久一名地下党员竟然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此人即是赵仲玉。

我们不妨看看范澄川先生自己对于当时见面时的描述，字里行间充满了惊喜之情——“是年冬，党的地下小组成员赵仲玉同志来与我联系，我当时的激动是无法形容的。赵与我同住华山路13号，她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之前的宣传品正是她和郭美珍同志所缮写、油印、投放的，这是我在解放后才知道的。”

我们不得不感叹地下工作的严谨程度，范澄川先生楼上就住着一名地下党员，可他本人对此竟浑然不知。有了地下党员的鼓励 ，范澄川一个大胆的计划出炉，他想要借国民政府之手进行护厂。说来也巧，没多久，绥靖公署的主任刘安琪和范澄川一起吃饭，期间范澄川提出战事混乱，工厂治安不稳，难免有暴徒趁机作乱，“我进一步提出在每个工厂职工中遴选若干人，组成护厂队，与厂内警卫合作一同守护。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着正是防止他们着手破坏”，居然表示了赞成。就这样，范澄川先生当晚回到公司，紧急根据谈话做了记录，并且送到绥靖公署备案，从此，护厂运动大张旗鼓开始进行了。

然而刘安琪毕竟不是傻子，几个月之后，他渐渐发现，这支护厂部队训练程度非同一般，并不是冲着几个暴徒而去的，大有防范正规军之嫌，明白就里之后他开始对范澄川恨之入骨了。“刘安琪恨范澄川到何种程度呢?他有次在上海参加宴会，喝多了酒，吐露心声，称范澄川是赤色分子，说要把他扔到海里去。”喝酒总归是喝酒，现实生活中刘安琪终究不能直接就把范澄川法办，于是他开始试探。他派人给范澄川送去机票，称战事动乱，要范澄川和老母赶紧去上海避难，由于范澄川多次拒绝，刘安琪疑心更重，马上就要亮出獠牙了。

危急关头，倒是毕中杰急中生智，“范澄川经理压力很大，处境困难，我向城外的市委建议，可以通过我广播电台对范澄川提出警告，指责他筹划高级职员准备夹带大批公款难逃的假消息，以麻痹敌人。”

于是，十天之后，解放区广播播出了这样一则消息——“青岛匪帮刘安琪等阴谋在逃窜前，炸毁青市工厂及市内各项建设，青岛中纺公司经理范澄川也和他们沆瀣一气……”范澄川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毕中杰的主意，只觉得“倍觉温暖”，第二天，绥靖公署的参谋长冯骥给他打来了电话问道：“听到昨晚广播没有?作何感想?”范澄川当时在电话一端未置可否，喏喏连声，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暂时安全了。

特务泄露了撤退时间

形势一年一变，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的军队江河日下，大势已去，青岛各棉纺厂的护厂工作更加频繁了。

从现在的资料可以看出，各支护厂队之间号令分明，训练有素，颇有民兵的性质。《青岛第一印染厂防护团实施办法》中记载了一则警报明细，较为有趣，“大门(一班)连续两声短笛;北面(辽宁路围墙一代)两短声，中间一间隔;东面(三班)三短声，中间一间隔……”这种长短交错的笛声，既能表明敌人方向，又能说明事态严重程度，颇为科学。

到了这年的5月份，国民政府的官兵抢布的行为开始出现，其时，一支部队在中纺一厂一笔就劫掠走4万余匹布，护厂队则连夜赶工，将剩余布匹藏入通风地沟，防止了劫掠的再次发生。等到5月28日，忽然传来消息，称青岛当地的国民政府官兵不会撤退，这可让范澄川和不少地下党员焦虑起来。“原定二月份逃走的，已经推迟了三个多月，如果再推迟几个月，我这个有共产党嫌疑的经理将何以自处?”特别是，范澄川认为虽然各厂都在森严戒备，但此举终有些守株待兔之嫌，“唯有知道对方准备何时下手，才能从容应付。”早在解放前夕，他再次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跟军统特务见面，探探口风。

这次谈话在莱芜一路进行，因为范澄川许久没有出现，特务特意问道：“你这一晌到哪里去了呢?”范澄川则辩称近期工作繁忙，一直在各个车间走动，他央求特务在军队撤退前提前告知，“你们都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这会害苦我的。”特务则称，不至于如此，后来见范澄川一脸落魄神情才说：“四天为期，来晚了，我不负责。”这一席谈话，使得范澄川焦虑的心情得到不少缓解，因为他由此判断，国民政府军队的撤退应该就在四天之内。

5月31日，解放军攻克了城阳，大批溃败的军队撤入市内，那一晚，青纺公司下属的九个纺织厂实行灯火管制，工厂里一片寂静。地下党员毕中杰回忆，那晚，“在月色皎洁下，我和护厂队员守卫在五厂子弟小学的屋顶上，敌军沿着公路过了整整一夜，我想着青岛眼前就要解放，内心无比激动，不知不觉东方发白了。”6月2日上午，解放军到达了沧口和四方，当天下午，市委组织部长宋子成在地下党员的陪同下来到一厂见到了范澄川，范澄川数十年之后回忆这段历史，仍然激动不已，“今日得见工厂完整无缺回到人民手，其感受实十百倍于其他任何人!”记者 田野[编辑：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