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国共两党已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力抵抗外辱之时，1939年3月30日，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山东省博山县(今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反共事件 ，无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引起毛泽东的无比愤怒。本期《发现青岛》，咱们来说说“太河惨案”的直接制造者王尚志。
王尚志曾在胶澳中学读书
王尚志，1906年出生在昌邑县南逄乡大营村的一个小康家庭，曾在昌邑县育秀中学、青岛胶澳中学读书。1925年前后，广州军政府派邵力子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王尚志弃学从戎，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王尚志违纪被除名，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某师当参谋。1927年后参加了汪精卫的改组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国民党中委朱霁青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任参谋长。1935年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到山东活动。
“王尚志为何从育秀中学转到胶澳中学，我查阅了很多文史资料，都没有记载，”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对城市信报/信网记者说，“后来他加入复兴社，成了戴笠的部下，一直到他病死，他都是个忠实的‘军统分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尚志得到山东别动总队司令秦启荣(复兴社分子)的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游击队”副司令，他同李笑文、李资廉、王豫民等，按照秦启荣的指示，从鲁北地区转到胶济线的临淄。1938年1月，日军沿胶济线东下，当时任胶济铁路张店机务段段长的复兴社分子李熙光，率领七八十名青年职工，带着铁路警察的一百多支汉阳造步枪，投奔了王尚志。王尚志以这个班底，抽调地主豪绅家的武器和地方团队武装，组成了他的第一个大队，任李人凤为大队长，并在临淄宣告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司令部”，自任司令。后来，王尚志等人曾吹嘘说他的部队在临淄发展到三个梯队，两万多人枪。
文史学者潍水闲人对潍坊历史颇有研究，他在《抗战时期的山东清河区》一文中说，1938年春，王尚志在成立其第二游击司令部的同时，就派杨秀峰、王豫民到昌邑、潍县扩充队伍，王豫民一到昌邑，就在该地区复兴社分子张星坡等人的支持下，把地主武装、兵痞、土匪笼络起来，公开打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四梯队”的旗号，王尚志任命杨秀峰为司令(杨是傀儡，实权在王豫民手中)，下辖六个大队，号称这个梯队5000人枪。
第四梯队搞起来一个月以后，王尚志在临淄的司令部，却因第一大队大队长李人凤投向八路军三支队，而宣告垮台。王尚志先是跑到博兴县一个复兴社分子刘中起家躲藏起来，后来到昌邑，与王豫民、杨秀峰的第四梯队汇合。
王尚志一到第四梯队，就把它的六个大队改为他的第二游击司令部直属大队，把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之后在昌潍一带大肆扩充队伍。1938年12月，日军再度进攻山东昌邑，他不战而逃，将队伍拉到山东安丘、博山一带，不久又编入秦启荣的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第5纵队，任该部第5指挥部指挥。但王尚志没有宣布这个番号，因为他与秦启荣有矛盾，不甘心做秦的下属，想取代秦在山东的军统头子的位置。两人虽然有矛盾，但在反共上却是一丘之貉。
设毒计伏击八路军
1939年初，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山东各路国民党顽固派蠢蠢欲动，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搞摩擦，其中尤以秦启荣部为烈。
1939年3月底，王尚志部到了博山县的太河峪，王尚志的司令部设在峨庄，七、八、九、十一等四个大队进驻太河镇，急切为反共“建功立业”的秦启荣和王尚志，终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王尚志一生所干的事，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太河惨案，200多名八路军干部战士被杀害和抓捕，不仅激起抗日军民的群起声讨，也让毛泽东感到无比愤怒。”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说。
对于这起惨案，给王尚志当副官和秘书八年的王述汉，时任王尚志部少校指导员的刘继礼，以及当时正在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陈华鲁都曾撰文介绍过，他们都痛斥了王尚志和秦启荣的做法。在张成提供的《山东文史资料选辑》中，收录了他们的回忆文章。下面，我们结合《福建党史月刊》所刊登的《让毛泽东无比愤怒的“太河惨案”》一文，还原一下事情的经过：
山东省博山县太河村位居胶东半岛淄河上游东岸，四周群山连绵，独特的自然地理地形，使得这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清河与鲁中三大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实乃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8年夏季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和第4支队经常在附近活动。秦启荣亦对此地垂涎已久。1939年3月初，秦指示王尚志部强行进驻太河村。冯毅之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新一营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避免国共两军内部冲突，让日本侵略军坐收渔利，遂主动撤出了太河村。
1939年3月，在鲁北清河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62名优秀指战员，在营长吕乙亭率两个连的八路军护送下，前去鲁南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博山县太河村是必经之地。
为避免八路军途经太河时与王尚志部引发冲突，鲍辉在这支队伍还未到太河之前，就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联系，说明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哪里想到，王尚志将此报与秦启荣知晓后，两人竟然暗地里设下毒计。
3月30日凌晨 ，八路军270余人(也有记载说，一共400余人，其中学员200多人，护送队202人)自井筒村列一路纵队出发，4连做先锋，7连做后卫，中间为受训干部。队伍到达离太河村8里远的同古村时，从太河方向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人，称是王尚志的联络人员，要队伍停止前进，等待答复。后来，两人骑马过来，说王司令不在家，要队伍沿着太河村西围墙通过。当大部分人员走近西围墙时，突然砰砰两声，带领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吕乙亭营长被打死，接着一架架机关枪从围墙上露了出来，向没有防备的队伍射击。
在这危急时刻，鲍辉、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命令“不要还枪”，并高喊“枪口不要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并没有唤起敌人的良心，随后太河村西门大开，敌人从四面包抄过来。4连长许子敬与受训干部孙晓东等果断向东南方向冲击，打开一个缺口，率领38人突出重围。没有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20多人，也从河滩上向北突出虎口。除60余人脱险外，210名干部战士落入敌人的魔掌，或被遣散，或被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让毛泽东无比愤怒
太河惨案的制造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为抗日军民所不齿。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强烈的社会反响置之不理。据《让毛泽东无比愤怒的“太河惨案”》一文记载，1939年4月上旬，忍无可忍的八路军组织兵力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4月4日，八路军冯毅之部首先在马鹿一带与王尚志部交火。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3、4支队分别自南、北、东三面发起攻击，激战一周，歼王尚志一部。王率其残部南逃，到临朐鹿皋一带躲藏。八路军随后收复了太河、峨庄、下册一带。
“太河惨案”发生十天后，八路军对王尚志部住在太河的四个大队同时予以包围攻击，八、九两个大队的驻村当天下午就被八路军占领，残部溃逃峨庄，有一个副大队长、三个中队长被击毙。驻太河的七、十一大队凭借石头围墙和两侧高地打了一天，伤亡很重，夜间突围逃往峨庄。王尚志一看事情不妙，就带着他的司令部逃到临朐县南部的鹿皋去了，峨庄只留下警卫大队掩护部队转移，后警卫大队被八路军聚歼。
王尚志残部到达临朐县鹿皋之后，秦启荣从东里店赶到那里，对王尚志部撤出太河镇极为不满，要求王尚志去攻打沂水县悦庄的八路军指挥部。王尚志不得不派他的七梯队和八大队、十二大队前往，结果让事先得到情报的八路军来了个关门打狗，王尚志的部队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王尚志为秦启荣卖命受到惩罚后，与秦启荣的矛盾更加激化。
秦启荣、王尚志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极大愤慨。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痛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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