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2016年元宵，已回到青岛工作的李强还在纠结一个问题：过年给长辈、晚辈拿红包，偏偏漏了姑父、姑姑没给，要不要趁这个机会补上?但令他为难的是，过年光是发红包这项，就花了他一个月工资，再拿，就该“刷信用卡”了。
像李强这样过年为红包所累的还乡青年不在少数。给小孩拿压岁钱，给长辈拿过节红包，本是一种联络感情的“仪式”，彼此之间表达新年祝福的方式，但现在，朴素的宗族亲情有些变味儿了。
过年红包花了1个月工资
毕业四年，每到春节，李强都要经历一次红包“劫”。在他的老家湖南，凡是开始挣钱的成年人，逢年过节，都要向家族里的长辈或晚辈略表心意。因而到了年底，李强需要提前算好过年该给谁拿，具体到人要拿多少，然后做一个大概的预算，将这笔钱备好。
“还没回家呢，我妈就打来电话，说家里买好了装钱的红包，过年少不了给长辈小孩，拿多拿少图个高兴……但问题是，现在还少得了吗?”李强告诉记者。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外公外婆、婆婆爷爷，四位老人一视同仁，每人400元，1600元没了;父亲家有两个伯伯，一个姑姑，加上他们的配偶，每人得两百元，这又是1200元;母亲那边的亲戚情况好点，舅舅、小姨各一名，加上配偶，每人两百，就800元;别急，还有一帮正上学的弟弟妹妹，以及堂哥家刚出生的小侄女，每人200元，“5000多元妥妥地花完”，孝敬父母的红包尚不在内。
“给他们拿红包前，得躲角落里检查好几遍，少放一张也就算了，多放一张呢?肉疼啊。”李强说。他曾打算将发红包的范围缩减至10人以内，但最终作罢。“亲戚之间住得不远，只给个别长辈拿，就得偷偷摸摸地行动，避免被人发现……实在没有必要。”李强说。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在上海工作的翦永，2016年春节回湖南老家，他发出超过6000多元的红包，这在他所有的过年花销中，占到了80%左右。
6000元钱，这对于在上海工作超过4年的翦永来说，虽然只是半个月的工资，但仍然让他觉得压力颇大，提前数月就开始攒这笔钱。除了应对亲戚之间红包的资金，他还为父母准备了两万元钱，以供他们在城里买房用。
在成都工作的四川姑娘谢红莉除了拿出两千多元孝敬家中长辈、给小孩拿压岁钱外，还承担起购买家族团年饭食材的费用，这笔钱大概在1100多元左右。
更让她崩溃的是，一到春节，来自同学、朋友的结婚请柬集中爆发，7天就有4场婚宴，“掐指一算，全是炸弹”。对方盛情相邀，本着“哪怕人不能到，红包也得到”的交际原则，她送出了1000多元的礼金。
这些钱几乎是谢红莉过年的所有支出。对于刚刚毕业一年、月薪三四千元的她来说，过年的压力显而易见。
“婆婆爷爷该给，七大姑八大姨该给，弟弟妹妹该给，朋友结婚也该给，反正就是该给，不给就是不对，躲不掉、逃不脱，不能怪要发的红包多，只恨自己挣钱太少。”谢红莉说，有同事过年发了上万元的红包，若非春节前领了工资，“红包都发不起”。
过年不回家，回家不出门
对于很多职场经历尚浅的年轻人而言，扑面而来的红包炸弹惹不起，就得躲着。
来自湖南省娄底市的小曹今年在工作地广州度过了春节。过年不回老家，在他2013年于青岛某高校毕业后，这还是第一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跟着家里人做淘宝店，卖汽车导航仪(电子狗)，但去年生意难做，钱挣得不多，倒欠了一屁股债，为“省一大笔红包开销”，他过年“没敢回去”。
小曹告诉记者，他父亲家有五兄妹，母亲家有三兄妹，逢年过节都该孝敬;然后是这些长辈的小孩，多的一家有三个，少的一家也有一个，恰好他的年龄又靠前，还是大学生，现在挣钱了，该发红包啊;还有外公外婆，妈妈的干妈……算都不敢算。
面对如此庞大的家族，对于如何发红包，小曹总结出一些经验，即力争做到不瞎发、乱发，体现出层次来，以控制成本，否则一不小心，年后就得“喝西北风”。比如，外公外婆辈份儿最大，每人得发400元，既不掉价，也能承受;跟爸爸妈妈同辈的，视关系疏远，红包金额200元至400元不等;其他小孩，家里困难一点的，就多发，家里富裕一点的，就少发。但最低标准必须是两百元，“100元都拿不出手了”。
即便这样，2015年春节回家一趟，小曹仍花了6000多元红包钱。按他的话说，电子狗卖得好的时候，这是半个月工资，卖得不好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月工资。正因如此，2016年春节期间，尽管他很喜欢老家的过年氛围，想念已经回到湖南乡村的其他亲友，但不得不留在广州，跟父母待在一起。
“我本来打算借钱回家，但他们(父母)不回去，发不起红包躲得起呀，能省就省。”小曹认为今年这春节过得太憋屈，他期待来年一切顺利，“淘宝店做不下去了，或许会去考个公务员”，工作稳定下来后，至少“过年回家能发得起红包”。
不同于小曹“过年不回家”的无奈选择，在成都某外贸公司做会计的陈冰秉持的策略是：回家过年，没事就甭出门了。
家乡过年红包风气甚厚，陈冰家中长辈、小孩一大堆，按照往年惯例，这部分资金需要准备4000元以上，但今年公司业务不佳，“钱包实在紧张”，她不再像去年那样四处走动亲戚，而是选择宅在家里。
除了给家中唯一的老人外婆一笔过节费，其余长辈一律省了，如果有亲戚家的小孩“登门造访”，视情况而定。假期结束后一算，加上送给朋友的一份结婚礼金，她花了1000余元。“弟弟今年大学毕业，不用给压岁钱了，老妈看我钱不多，免了该给她的红包，他们两人就是大头，一下省了不少。”陈冰认为今年有一些侥幸，来年春节还是令人头疼。
抢的总是没有发的多
一心想躲开红包炸弹的小曹最终还是没有完全成功：大年三十晚上，亲友微信群里“人声鼎沸”，有人@小曹出来发红包，小曹无奈，扔了近200元的“包”，大家瞬间抢了个光。
随着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大热，即便远在千里之外，红包“劫”也很难躲掉。并且，因为朋友圈的范围更广，发的红包更多。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发红包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了网络上。
在青岛市北区一家文化公司上班的赵丹即是如此。在她2000多元的红包支出中，其中有一半是通过微信红包功能发出，而接收对象除了一些亲戚朋友，还有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客户。
“年底，客户发个信息给你拜年，那是人家的心意，你总得回个红包吧。发红包给一个客户，其他的也不能落下。虽然就几块钱至几十块钱不等，但是总量大啊，几十个客户下来，也得上千元。”另外让赵丹为难的是，在公司微信群里，有领导和同事发红包，自己不好意思装看不见，于是也发。
“微信红包跟传统意义上拿给老人、小孩的红包还有些差别，更多的是朋友圈里的人闹腾一下，图个乐和，但是造成的困扰一样，如果你不在群里发几个红包，别人会觉得你很奇怪，不合群，自己也会没面子。”赵丹说。
江苏南通的张进平毕业一年多，春节期间一直谨记母亲的嘱托：钱挣得少就别嘚瑟。但是，不少亲戚家的“熊孩子”早在微信上等着给她拜年、要红包。“我那10岁的小妹妹都知道先给我发8.8元的小红包‘钓鱼’，让我发88元的压岁钱回她。你要给她十几元，小孩子口无遮拦，说出去丢人啊。”张进平告诉记者，过年期间自己一再低调，仍然通过微信红包发出去近2000元，“老妈看着可怜”，拿了1000元的压岁钱给她，算是“补充弹药”。
相比于现实，微信红包“有进有出”，发了红包，又可以抢，但往往是抢的总比发的多。说到这点，张进平忍不住向记者吐槽，“本来只想做一个安静抢红包的‘美女纸’，但总有人嫉妒，潜水潜不住，揪出来发发发，抢一分发十块的心情你懂吗?”
在中海油下属某公司工作的肖鑫对此深有体会，最近他打开微信红包记录，发现自己竟然发了近千元的红包，而收到的仅有334元。“在微信群里跟朋友玩红包接力游戏，不知不觉就累积了这么多……偏偏手气很差，人家几十上百元地抢，我就抢0.06元。”肖鑫无奈地说，加上给其他亲友的红包，整个春节这项支出超过3000元。
仪式感少了“显摆”多了
尽管承受了不少压力，李强、小曹等仍将向长辈、小孩发红包的行为，视为亲戚之间联络感情的方式。
小曹告诉记者，打他记事起，几乎每年春节都会上这些亲戚家拜年，彼时是长辈们发红包给他，表达祝福。即便是家庭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仍会准备5元或10元的红包给小孩。
“小时候爸妈在外地打工，亲戚们对我照顾很多，现在应该轮到我孝敬他们，况且，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仍不少，鸡蛋、鸭肉、腊肠等农产品一大堆。”对于常年远离家乡的小曹来说，为亲近的长辈们及小孩拿过节红包时，基本处于“亢奋”的状态，钱看起来很物质，但承载的情谊真挚，“彼此都很高兴”—— 相比于钱包紧张的压力，小曹更愿意将之视为来年奋斗的动力。
但他也承认其中确有“虚荣心”作怪。“朋友圈里不少人回家给小孩拿红包，金额50元、100元的都有，但我就是拉不下这个脸来，在我老家那块儿，200元就是最低标准，你能拿出多少钱的红包，直接体现你在外面混得怎样。”小曹说。
今年春节，红包发到最后，还剩几个小孩没给，李强妈妈心疼儿子挣钱不易，塞了1000元补贴他，说“剩下的我们来给”。但李强此时显然刹不住车了，辈份儿不一样，自己拿跟父母拿，不是一个概念，“况且丢面子的事做不了”，只得忍痛发完，一个没少。
张进平的感受是，一到过年，大家都突然变得有钱了，“春节不发红包怎么体现土豪气质?微信群里起哄让某个人发红包，面子很重要呀，不发下不了台，而且这个时候脑子一热，往往发得更多。”
面对现实中及微信群里火热的发红包氛围，来自山东菏泽的吴庆辉表现得足够低调，整个假期，他仅给哥哥家的侄子、侄女及好友圈的几人发了红包，然后留下一笔钱给母亲贴补家用。在他看来，被红包所累的返乡青年，很多是“自卑与自我膨胀并行”，即便自己“撑”点、难点，也要“出手漂亮”。
“在宁夏工作的一位朋友，花几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车，过个春节，千里迢迢开回菏泽，折腾了一路，图的啥啊，可能就是显摆一下，别人一看，衣锦还乡了。”吴庆辉说，这种行为的心理机制类似于发红包，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会给人留下一种收入较高的印象，回到家乡后，呈现出的状态就会尽量靠近亲友的期待，但这与真实的经济状况却有差距。
李强告诉记者，在老家，亲友都说他工作体面、月薪上万元，实际情况却是打了个折扣，但他从不辩解：因为亲友的错误认知满足了他的“小小虚荣心”。给小孩拿压岁钱，给长辈拿过节红包，本是一种“仪式”，表达新年祝福，但现在，除了这些，“红包”也成了他向亲友宣示成功与体面的工具。
本报记者 何利权(应采访者要求，赵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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