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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8/06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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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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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丁惟汾在青岛办学校

蒋介石尊称丁惟汾为“七哥”当年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

当年的他,与大名鼎鼎的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在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道路上曾经叱咤风云 ,出生入死;当年的他,被蒋介石以“七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七)相称,荣任“总统府”资政。而他的名字,对于当代人来说却很陌生,他就是丁惟汾。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聊聊国民党元老丁惟汾。

传统与现代的“时髦”家庭

在近代中国的百年激荡中,丁氏家族成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据江寒秋在《丁惟汾家族的百年激荡》一文中介绍,大约是在元末明初,跟随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的武昌人“铁枪”丁兴,以“军功除淮安海州(今连云港一带)百户,子孙世袭而安居其地”,这便是如今大多数山东丁氏族人有史可查的家族来源。1380年,族人丁顺又自海州迁移至日照,此后600年从军务农,耕读传家,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

在出过“一门三进士”、四进士、乃至六进士的日照涛雒镇丁家官庄丁氏家族,生于1849年的丁以此仅仅是个秀才。但他并不是一个酸腐、保守的文人,他能够痛斥清廷腐败,并且崇尚西洋渐进的民主思想。在那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里,丁以此的思想似乎带着洋务派领袖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痕迹:他是音韵学与文字学方面的著名学者,著有《毛诗正韵》一书,同时,他的书房上还贴着这样的对联——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读幼孙。

丁以此的次子丁惟汾便是在这样一个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的“时髦”家庭中长大。丁惟汾(1874~1954年),字鼎丞,因为传统,他研习国学,参加沂州府试,中廪生;因为现代,他又在1904年东渡日本,进入明治大学法学系,随即便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丁惟汾受命为山东省党部理事,负责全省党务。是年,清帝退位,建立民国,成立国会,丁惟汾以省议员身份赴京,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国会中,他与宋教仁等坚决抵制袁世凯用重金贿赂操纵选举,以压倒多数获胜。

1913年,袁世凯专制独裁,一意孤行,谋杀宋教仁于上海,谋杀徐镜心于北京。接着,又有诸多革命党人惨遭迫害。丁惟汾的一位族人见革命风险如此巨大,便好心奉劝其委曲求全以免祸灾。从不妥协的丁惟汾愤怒地吼道:“我们革命党人有自己的坚守,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

话虽如此,但为了更为长远的革命理想,声名在外的丁惟汾知道自己并不适宜冲在最前线,于是选择退居幕后,1914年返回日照。在乡间,丁惟汾一边务农,一边密谋讨袁大计。他积极支持外甥薄子明护国讨袁,薄子明后来成为山东护国军司令。

“蒋家天下丁家党”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道分水岭,也是丁惟汾政治走向的重大转折点,在这个十字路口,丁惟汾最终选择了蒋氏政权。其中缘由,非常复杂。

丁惟汾的出身既非大地主,也不是大资本家,更非买办资产阶级,充其量不过是齐鲁乡间的一亦儒亦农的士绅,其政治选择不能以单纯的阶级观点判断。从自然的政治演变看,1926年7月,丁惟汾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讨论北伐事宜。这次会议,对丁惟汾特别重要,他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青年部长,使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北方,丁惟汾与中共负责人李大钊密切合作,担负起北方国民党的发展工作,1924年当年就发展了14000名党员,仅山东一省新发展了2000多人,由于北方发展的国民党党员数量所占比重最大,后来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流传于世。

不过很快,1927年下半年,丁惟汾便发现以蒋介石为首的江浙财阀,“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用他这块元老派的招牌,并不听他的话。据《丁惟汾家族的百年激荡》记载,丁惟汾曾幕后支持过当时驱蒋下台的风潮。蒋对丁存有戒心,丁察觉后,于1928年离开了南京,拒绝出席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会议,常住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关门谢客,不问政务。陈果夫曾假惺惺地多次登门劝驾,要他回南京复职;蒋介石也亲自来过一趟,表示“慰勉”,但丁没有受其笼络,到青岛躲了一段时间。

1930年,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因追随汪精卫搞国民党改组派,被蒋介石的特务在沪暗杀了。丁惟汾看清了蒋介石的心狠毒辣,觉得与他稍有政争,断难自保,因此更趋向于洁身自保的态度。丁惟汾毕生做事不做官。蒋介石曾请他担任交通部长,他说:“我不论跟什么人都懒得交通,还当什么交通部长呢!”

西安事变后,丁惟汾决心退出政界,返回了日照老家。但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丁惟汾又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期间,他虽然有国民政府委员等一连串头衔,却也只能租住在简陋的、挨着臭猪圈的民房里。孔祥熙觉得这样有失蒋介石的脸面,这才让他搬到了“林园”。

丁家晚辈不许当政客

丁惟汾兄弟二人,他自己有五女一子,儿子丁立全留德学建筑,后来随父去了台湾。其兄有两子,长子丁立同在辛亥革命中被害,只有次子存世,叫做丁基实,亦名丁君羊。

丁君羊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之后,叔侄二人便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丁惟汾早年对丁立同管教甚严,丁立同牺牲之后,丁惟汾受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对丁君羊的管教也就比较放松。丁君羊的一切政治活动,丁惟汾都从不过问或阻拦,但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给予支持。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与饶漱石、赵尚志等30多人被张学良逮捕。丁惟汾得到消息后,一方面请谭延闿 、何应钦施以援手,另一方面乘张学良到南京开会之机,亲自找张学良说情。“九·一八”事变后,丁惟汾又派人携重金去东北活动、营救。最后,终于使30多名共产党人交保获释。

与丁君羊有着相同经历的还有丁惟汾的外甥牟宜之。牟宜之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爱好诗歌,丁惟汾便是他的诗歌启蒙老师,牟宜之管这个姨夫叫“丁老师”。牟宜之年少时参加过中共发动的“日照暴动”。事败被通缉,也是姨父丁惟汾把他送往日本避难。

值得一提的是,黄炎培的儿子、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也算是丁氏家族的一员,他是丁惟汾五女儿丁玉隽的丈夫。在赵诚所写的《人生沧桑黄万里》中说,1937年,从美国回国时,黄万里和丁玉隽在日本横滨相遇,黄万里一见钟情。黄万里第一次去丁府拜访时,并没有见到未来的岳父丁惟汾,但有家人告诉了丁惟汾。第二天,黄万里又来到丁家,丁惟汾把丁玉隽叫到一边问这个人是谁,女儿告诉他是归途中结识的男友。丁惟汾问是哪里的人,丁玉隽说是上海人。丁惟汾马上说:“哎哟,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随随便便就让他来家里?”说完,丁惟汾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后来,丁惟汾与黄炎培见了面,两人相谈甚欢。一周后,黄万里与丁玉隽成婚。

丁惟汾逐渐淡出权力中心,希望那些跟随他的后人不要在政治漩涡中成了不务正业的政客。所以 ,丁惟汾对钻研水利业务、不问政治的女婿黄万里很器重。另外,黄万里生性耿直,丁惟汾认为黄万里有山东人的性格,可能也是他对黄偏爱的另一个原因。丁惟汾经常向客人介绍,女婿黄万里是半个山东人。后来,黄万里也说:“我是半个山东人,我岳父是丁惟汾。你们是否知道丁惟汾?”对丁惟汾的情感,溢于言表。

丁惟汾去了台湾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政大员都在忙着为退守台湾作着各种准备。中共领导人想方设法挽留丁惟汾。据丁惟汾的女婿黄万里回忆,潘汉年委托自己劝岳父不要去台湾,但黄万里觉得潘没有把话说明白,如果岳父留下来,安全会得到怎样的保证。倘若留在大陆,最后没有安全,他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所以,他最终没向岳父转达潘的话。

陈毅也曾托丁惟汾的亲侄儿丁君羊捎信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丁惟汾的女儿丁玉隽说,父亲是一个很讲义气、责任感很强的人,他曾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门生故吏遍布党政军各个部门。他要留在大陆的话,他手下那批人将来到了台湾肯定没有出路。他不去台湾,他们怎么办?丁惟汾最后还是去了台湾。那年,他76岁。

建国初期,陈毅谈到丁惟汾时,曾不无感慨地说:“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在丁惟汾的女儿丁玉隽口述、古川整理的《“蒋家天下丁家党”》一文中,是这样回忆丁惟汾的:“1948年年底,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跟黄万里留在大陆),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

1954年5月12日,丁惟汾在台湾郁郁而终。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

城市信报/信网记者 魏军[编辑: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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