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不是谁钱多给谁做 青岛市民接受度高

原标题：器官移植不是谁钱多给谁做 青岛市民接受度高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每年大约有150万名器官衰竭患者,其中有30万人适合器官移植方式治疗,但每年仅有一万多人能得到器官移植救治。不过,发展趋势还是令人振奋的,“中国2016年器官捐献数量超过巴西,名列第二,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力的进步。”近日,在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青大附院医疗集团副院长、移植医学研究所所长、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国内肝移植顶级专家臧运金教授,从最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视角向记者讲述他对器官移植的理解。2016年上半年,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完成了170多例器官移植手术。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及他在手术台上的工作照。

器官移植

离不开优秀协调员

从全球人体器官捐献的数字来看,2015年世界各国器官捐献排名前三的是:美国、巴西、中国,其中中国的器官捐献是2700多例;2016年我国的器官捐献达到4000多例,已经超过巴西的2800例,名列世界第二。中国的器官捐献移植离不开医院和红十字会的器官移植协调员的努力。

“上述器官捐献数字说明,我国从2010年开始试点,到2013年在全国推广的器官移植协调员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臧运金教授说,全国目前持证上岗的协调员有1514人,这个队伍目前还是初级阶段。青大附院目前有5名专职持证协调员,从事器官移植的捐献协调和沟通工作。

据了解,我国现有169家有资质的器官移植医院,其中肝移植的有86家,虽然山东省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比较多,但能够正常开展起来的却不多。“器官移植来源于捐献,我们的协调员器官捐献宣传工作做得好,后面的器官移植就做得比较顺畅,等着手术的病人也多,这是个良好的循环过程。”臧运金教授说,一个好的器官移植协调员队伍,需要24小时不断地跟病员家属沟通和联系,这是个长期单调的工作。比如,车祸、脑出血等病人,有些病情发展很快,需要协调员随时到达现场,帮助病人进行各种关系协调,当医生判定病人将要达到死亡标准时,才能进行器官捐献工作实质性的接触,其中的艰辛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

“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有相对专业化高水平的器官评估和维护队伍,为青岛乃至山东地区的病患提供了方便。”据介绍,过去,青岛还有不少的病人,需要跑到北京、上海、天津,甚至武汉等地去做器官移植,做完手术,还需要在当地租房半年时间来维护。现在我们就能帮助青岛的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2015年,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做了65例肝脏移植,其中青岛的病人就有20多例;2016年,青岛的病人占到一半以上,达到四五十例。

一人捐器官

至少能救3个人

臧运金教授认为,器官移植做得好,器官捐献工作也能带动起来。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能被大家所关注,得益于有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规范标准化程序。“我们要求每一个潜在捐献者,力争都能到青大附院重症监护中心来。我们严格执行器官捐献者的死亡判定标准,几乎每名捐献者捐献之前都会有录像、录音,所有器官捐献的资料都有案可查。我们每一个器官捐献者的资料,都会按照规定在红十字会系统上报,新兴的医疗技术需要规范化的制度来支撑,今后也将继续做得更好。”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2016年器官捐献超过巴西名列第二,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力的进步。”据臧运金教授介绍,从全国器官移植手术的统计数字来看,2015年的肝移植是2700多例,肺移植不到200例。全国需器官移植的病人每年约有30万人,而我们做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才1万多人。“相比整个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等待手术的病人仍有很多。”

我国现在做器官移植的医生整体临床技术和水平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许多医院有资质的器官移植医生都能动刀实施移植手术,手术的成功率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外。2016年,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的捐献手术数量在全国位列第二,肝移植完成了91例,除此之外还有心脏、肾脏移植手术等,全年共完成移植手术253例,走在了全国器官移植的前列。“器官移植来源于百姓的器官捐献,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国家也积极鼓励和倡导领导干部身后捐献遗体和器官,这都是大好事。”

臧运金教授说,目前国内的器官平均利用率是1:2.6,而青大附院能达到1:3.14,也就是说,一个捐献者捐出的器官平均可救3.14个病人。这个简单的数字让青岛走在了全国器官移植的前列。“这也与我们自己建立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管理维护平台’——从捐献者的确认到对供移植器官的评估和维护,再到器官移植实施的全部过程监控分不开,而其全部过程都是在青大附院完成的。我们每一例器官捐献和移植都具备科学、规范、完整的资料,不仅在全国是首创,而且得到国家卫计委和全国红十字会的充分肯定,为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标准化、规范化、法制化作出了贡献。”

捐献的器官

维持活力很关键

“器官捐献与移植要求也很严格,中间过程的有效时间不能错过。”臧运金教授告诉记者,并非每个人的器官捐献都是可以进行移植的,除了年龄的限制因素外,传染性疾病、血压太低等病理因素的器官也不能用。另外,器官外伤受损或是有严重心脏病、肝功不全,肾功不全等,器官都不能用于做移植。还有一种情况是,车祸外伤血压维持不住,那器官也不能做移植。“在接受器官获取到移植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保证器官的质量。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哪个器官可以利用,必须有匹配的标准去评判和鉴定,除了严格执行国际上的通用标准,我们自己也在摸索符合国情的经验。”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臧运金教授还澄清了一些误解。

虽然公民捐献器官是没有费用的,但在获取器官移植到病人身上的过程中,捐献的器官还需要来维持活力。据介绍,正常情况下器官存活是在人体上,有血液功能来维持,当器官离开捐献者身体之后移植到他人身上之前,中间需要有专用保存液和循环技术保护,即便在与时间赛跑的运输中,器官也需要保存液来维持。“每个器官都有时间限制,我们追求的就是离体时间越短生命力越强,移植后的恢复功能就越稳定。当然,捐献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会有风险,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臧运金教授说。

半岛全媒体记者查阅网上器官登记系统发现,公民捐献的器官始终趋向分配的公平性,网上都会有系统录入。器官分配给哪一个人,匹配给谁都是有原则的。臧运金教授对此介绍,医生面对一个器官也需要认真判断和分析,同样一个器官,对哪一个病人更有效,器官移植手术的把握更大,医生要反复综合性权衡与判断才能决定,并不是谁拿钱多就给谁做,这一点系统执行得非常严格。“社会上有人传说,谁钱多给谁做的说法与事实是不符的。”他说,目前器官移植中心也在积极推进医保,今明两年肝移植能执行医保的话,心脏移植也会很快纳入。

青岛市民的

接受程度整体较高

“青岛市民在器官捐献移植方面的认识和文明程度,在国内是比较靠前的,而且捐献的成功率也很高。”臧运金教授说,目前深圳、天津等地的人大都通过了有关器官移植的法律条例,鼓励大家在身后捐献自己的器官,我们也想用3到5年时间,把青岛的影响力做大,推动地方立法规范和支持这项工作。“青岛为什么能做得更好呢?其实就是大家有捐献器官的意愿,也反映了城市居民整体的文明程度。”

有人经常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明身后保留全尸。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我们的传统,也是要治病救人。臧运金教授说,现在医生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器官捐献者家属的不同意见,一个家庭无论有多少人同意,只要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医生就不能进行器官捐献工作,现实比较难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最容易接受的就是年轻群体,父母都有文化,孩子因意外去世后,他们很容易接受器官捐献。所以,社会宣传器官捐献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要大力推进亲属间,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器官捐献,这不但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还能促进家庭的和谐。当认识到生命价值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就会越来越和谐。”

据了解,美国及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申领驾照和一些公共场所都有器官捐献的表格,大家可以随意填写表明自己对身后器官处置的立场,当然你之前说有捐献的意愿,但死后家属反悔不同意捐也是允许的。过去,器官捐献登记只有红十字会一个渠道,全国大概也只有6万多人在系统登记过,且里面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每年能实现器官捐献的肯定少之又少。最近,蚂蚁金服在支付宝拓展了器官移植捐献登记平台,当天就有4万多人进行了器官捐献登记,这说明器官捐献工作靠一家独揽肯定不行,利用多种形式走社会登记这条线才是正确的方向。

青岛市民在器官捐献移植方面的认识和文明程度,在国内是比较靠前的,而且捐献的成功率也很高。

青岛为什么能做得更好呢?其实就是大家有捐献器官的意愿,也反映了城市居民整体的文明程度。　　　　　　　　　　　　　　——臧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