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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是山大首任校长 他还创办了青岛华新纱厂

2016-11-24 10:40:48
来源:城市信报
作者:田野
责任编辑:夜楼
两广总督周馥之子周学熙是山东大学首任校长

周馥之后,周家代代有能人,最有名的要数第二代的周学熙。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南张北周”之称。“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北方的周学熙。周学熙曾经两次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但他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周氏企业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的《发现青岛》,我们就来说说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周学熙。

他为啥放弃仕途

周学熙(1866年~1947年),字缉之,号止庵,安徽至德(今东至)人,他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周馥。

周馥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左膀右臂,被称为“李鸿章的大管家”。周馥跟随李鸿章办洋务,周学熙从小耳濡目染,对“洋务”特别上心。

周馥共有六子三女,周学熙排名老四。除第三子夭折外,其余五子均各展才学,另辟新路。周馥自己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此,特别渴望儿孙金榜题名。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很严格。

清光绪六年(1880年),15岁的周学熙独自一人,肩背书籍行囊,翻山越岭,徒步到池州府去应童子试。16岁,他赴省城参加科考,轻易取得了科举资格。这让周学熙踌躇满志,以为青云直上指日可待。不料天意弄人,此后,周学熙竟然连续5次落榜,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第6次应试后,才递补为顺天乡试第18名举人。

更大的难处还在后面。1894年,周学熙第一次参加会试,虽然考中,但“仍以额满见遗”。第二年,周学熙会试再次高中,却被心存偏见的主考以“书经题文有两句引用《说文》”为由,从榜上除名。

周学熙科场为何如此不顺呢?当时的主考认为周学熙是“甲午败将之子”。

原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李鸿章是幕后主帅,无论胜败,他都得负责任。当时,李鸿章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周馥是李鸿章的“大管家”,自然也就成了战败的“罪魁祸首”。周学熙是周馥之子,主考因此心存敌意,两次借故将他除名。

两次会试皆遭遗弃,这让周学熙大失所望,以至于对科举完全失去了兴趣。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这些话就像拨开了迷雾,让周学熙心头一亮,看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位29岁的官宦子弟下定了“放弃仕途、实业报国”的决心。

王庆云在《周学熙 漫漫寻梦路》一文中说,周学熙经过深思熟虑后对父亲周馥说:“这些年来,在科场遭到的坎坷风霜使我对‘入词林’绝了念头——纵然得中了进士,又当如何?目下中国缺少的不是进士,缺的是干实事的人。我打算用分家所得的银两,弃举业而改习实业,另走一条富民之路。这样于国于家都有好处。”周馥是个老洋务派,对儿子的选择自然表示支持。

时过不久,周馥为周学熙捐了个候补郎中的职官,并推荐他到儿女亲家张翼主管的开平矿务局谋了个监察、督办的差事。从此,周学熙投身实业。

他是山东大学首任校长

开平矿务局监察是周学熙投身实业的第一份差事,应该说他干得不错,可义和团运动打断了他的职业生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造反时,英军以信鸽通敌为由逮捕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目的是骗夺开平煤矿。

在英军的威胁欺骗下,怕死的张翼竟然监守自盗,将开平煤矿私自盗卖。张翼还拉着周学熙,让已升任总办的他也在卖约上签字。不愿同流合污的周学熙岂肯签字,他实在无法与这位无耻亲家再共事下去,愤然辞职南下。

正所谓祸福相依,这次的失败反而为周学熙今后搞实业铺就光明前程,因为他随后就认识了一个贵人——袁世凯。

周学熙南下后,周馥把他推荐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觉得周学熙是个好苗子,就把他引荐给了亲信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在山东担任巡抚,正在推行教育改革,废除科考,提倡“实学”。李鸿章是袁世凯的上司,周馥是袁世凯的故交,袁世凯对周学熙自然不敢怠慢,就委派周学熙筹办山东大学堂。

山东大学堂是山东大学的前身,是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官立大学堂。1901年10月,山东大学堂在济南创办,周学熙出任管理总办,也就是首任校长。他按照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大力整肃校风,订立办学章程,当时的山东大学堂还不能男女同校,教学内容亦以“四书五经”为主。周学熙编印《中学正宗》以正“中学根本”,要求学生打躬作揖,如遇祭孔等大典则行跪拜礼。与当时的私塾相比,山东大学堂的教育理念已经有质的飞跃,具备了近代正规学校的体制和规模。

据曹辉、曾科所撰《安徽周氏:家学渊源 代有人出》一文记载,当时光绪皇帝只是发布了各地书院改办新式学堂的上谕,但具体如何改,并无先例。山东大学堂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模式。1901年,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周学熙制定的《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转发各省,要求参照办理。在清末“新政”期间的倡办学堂风潮中,山东大学堂起到了模范和指导作用,影响极大。

因为这一贡献,周学熙在创办实业之前,已经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洋集团的大管家

周学熙管理山东大学堂成绩卓著,为袁世凯争得了脸面,袁高兴地称赞他是“当代奇才”。但袁世凯当时还没认识到周学熙可以搞实业。

1901年,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喜洋洋地从山东移师北上。可此时的天津,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不仅乱民遍地,而且穷得一塌糊涂,市面现银奇缺,连府库也分文没有。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整顿金融,这件事不解决,袁世凯这个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没法干下去。

没有资金就没法练兵,正在袁世凯抓耳挠腮时,周学熙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胡冰在《大商传奇》一书中写道,周学熙建议袁世凯以官方名义成立一个银元局,“自己铸钱,自己发行,不仅可以平抑银元贴水,压低物价,稳定市场,还能赚不少钱呢!”

周学熙的建议得到了袁世凯的肯定,马上任命周学熙为北洋银元局总办。周学熙上任后,马上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废墟的寺庙,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由于式样新颖,便于携带,加之官方强力推行,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投机奸商。

北洋银元局的成功建立,让袁世凯看到了周学熙搞实业的潜质。于是,他派遣周学熙去日本考察。这趟日本之旅,让周学熙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的教育体制和金融体制的确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40多天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东游日记》,第一次完整形成了“振工兴商,富民强国”的观点。考察回来后,周学熙积极筹建直隶工艺局,扶持民族资本投资各类实业,从而开创了华北工业的先河。在此基础上,他建议以北洋银元局为基础,吸收社会游资,创建直隶官银号,实际上就是一家北洋银行。这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直隶官银号互为支撑,三位一体,形成支撑北洋集团的核心金融架构。

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能被周学熙圆满解决,袁世凯极为满意,他再也不用三天两头求人告贷了。自此,周学熙成为袁世凯心目中最得力的“金融专家”,担当起北洋集团的大管家。周学熙一生能官、商两道通吃,根本原因在于深受袁世凯赏识,并和他结为坚定的利益共同体。袁世凯和周学熙紧密结合,有枪有钱,成为北洋集团的核心所在。

三件事令人刮目相看

周学熙搞金融,帮袁世凯解决了财政难题。可金融毕竟是以钱生钱,怎样才能既赚钱又提升国力呢?那就是搞实业。

周学熙搞实业离不开袁世凯的支持。据《大商传奇》记载,此后,周学熙慢慢摸出门道,在实业领域做出了三件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大事:

第一件是坚持“以滦促开”,维护了开平煤矿的主权。前文说了,英国人骗夺了开平煤矿。眼看开平矿权追回无望,袁世凯咽不下这口气,就授命周学熙在开平盆地另开一个滦州煤矿,与开平煤矿公开竞争,争取以滦收开。于是,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开滦争夺战”就此拉开帷幕。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开滦双方两败俱伤,于是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1911年11月,开平、滦州达成协议,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开平煤矿的主权。

第二件是,重振唐山细棉土厂,集股创办启新洋灰(水泥)公司,成功地进行了合股办企业的尝试。1906年8月,原本被英国人把持的唐山细棉土厂回到了中国人手中,袁世凯让周学熙负责经营。起初,细棉土厂是官办的,1907年7月,为避免因官场变化而发生的产权风险,周学熙立即向社会招收商股100万银元,将官银号原定10年的优厚借款悉数还清。自此,唐山细棉土厂成为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9月,更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袁世凯与周学熙家族都是大股东。

第三件是,吸收外商资金、技术,与比利时合办耀华玻璃厂,开中外合资办企业的先河,为后来的民族工业发展,树立了坐标,指明了方向。当时国内玻璃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玻璃基本全靠进口。耀华玻璃于1922年3月成立,股本定为120万元,中比各半。比方用专利权作为股本,中方的60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拨付。这种以购买专利的方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方式,算得上是周学熙的另一项创举。特约撰稿 田野[编辑: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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