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珩(左)、刘安祺(中)、张晓古合影
美国拍摄的青岛外海国民党准备撤退的军舰
馆陶路22号原青岛取引所，最初是青岛警备区司令部，刘安祺工作的地方，而在它旁边的那栋建筑名叫“励志社”，刘安祺和他的下属们曾在这里把酒言欢。1948年，刘安祺奉蒋介石之命驻守青岛，离开前，他准备了两万公斤炸药想炸掉青岛，最终心有不忍，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随着刘安祺撤往台湾，青岛解放。
刘安祺的秘书是地下党
1948年7月，刘安祺带着二〇四师进入青岛，担任第十一绥靖区保卫任务，驻守司令部及沧口、李村一带。之后，青岛警备区司令部恢复，蒋介石令他兼任青岛警备区司令。馆陶路22号便是青岛警备区司令部的办公地点，隔壁是励志社，是蒋介石拉拢军人的地方。据说，刘安祺和下属的关系很好，常和他们在这里聊天喝酒。在来之前，刘安祺得到的指令很简单，暂时驻守青岛，等到撤退的通知就马上撤退。但他过来一看，完全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这个时期，没有战争的青岛一点都不安静。从北平、天津、济南等地逃过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地主豪绅以及平民百姓，一下子把青岛的总人口从此前的60余万人增加到103万人，这已经给刘安祺背上了一个“大包袱”。再加上从1947年就开始的物价飞涨，满大街都能听到叫卖“大头”、“小头”、“黄金”的声音。很多领到工资的工人不再继续上班，而是拿着钱到市场上兑换，否则可能过几个小时这些钱就变成废纸了。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要求市民不得再私自存黄金，于是又掀起兑换金圆券的热潮，之后金圆券也贬值了，物价再度飞涨，饭店不做饭了、商店也不卖东西了，人们又陷入四处兑换黄金的恐慌中。此时，国民政府又下了一道命令：谁倒卖黄金就是犯罪。泰安路市场本是一个兑换黄金的小市场，偏偏有人就撞到了枪口上。11月份，国民党兵在这里抓到一个倒卖黄金的人，请示如何处理时，刘安祺下令：当场枪毙。这个事件也被人们称为泰安路事件。
就是在这种混乱中到了1949年。不光刘安祺在焦急地等待着蒋介石的撤退通知，地下工作者也在做最后的努力。青岛文史专家鲁勇告诉记者：“当时在青岛有21个属于不同系统不同领导的地下工作者，打入刘安祺身边的就有3个人：刘安祺身边的机要人员张明海、第十一绥靖区总务处任道治，还有刘安祺的秘书任林圃。而在胶东路20号还有一处秘密电台，吴荣森等人负责监听刘安祺的秘密情报。”
有一天，国民党的反特务组织监测到了这个秘密电台，吴荣森等人正在准备撤离时，潜伏在刘安祺身边的张明海送来一封机密文件，那是一封蒋介石的手谕，国民党撤退时间从5月25日推迟到6月2日。这个消息至关重要，他们冒着风险将电报及时发出。
把青啤生产设备运到台湾
其实，在此之前的半年时间，刘安祺已经按照指令，秘密准备撤退，并制定了详细的撤退计划。刘安祺在青岛周边布下三道防线，延缓解放军进攻，为撤离争取时间，同时想尽办法调集运输工具运送物资和人员。当时刘安祺兵力号称十万，实际在8万左右，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官员及家眷数万人。据刘安祺晚年回忆，当时运载的物资有中纺公司的棉纱，还有一些机器设备，比如青岛啤酒厂的生产线。而价值更高的，当属国民党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储备的大批黄金。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
根据张蓉女士在《国民党秘密撤离青岛内幕》一文中的介绍：“1949年5月7日，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成立海上运输管制处，对青岛所有船只实行军管。一是扣押在青岛港的一些商船以供撤离使用，二是防止这些船只到达外海发现他们秘密集结待命的船只。能够发现外逃船只的只有美军军舰。刘安祺也说，只有美国人留了几张照片。”这样，通过扣押、调度共征集到5000吨到2万吨的商船七八十艘，集中在青岛外海的秘密地区待命。
据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从青岛撤离之时，国民党军队将能搜刮到的重要战略物资搬运殆尽。这批根据蒋介石命令从青岛搬运走的物资，对台湾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机械设备运到台湾后，台湾公卖局啤酒厂用其生产的啤酒，就是被称为台湾最畅销的啤酒品牌——台湾啤酒。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的黄金，是台湾上世纪50年代稳定物价和经济发展重要的资金来源。
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从上海密调两万公斤炸药准备炸毁青岛，刘安祺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劝阻下，改变了主意说，我是山东人，也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最后把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完好无损地留了下来。
刘安祺任“陆军总司令”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又是大量购买武器，又是成立反攻行动委员会，在外岛练习登陆以及反攻作业、举行大规模的演习，而刘安祺就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安祺曾说：“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地点。”
作家朱小平、吴金良在《蒋氏家族全传》一书中写道：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上“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时最先问到黄埔学生、“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祺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据时任台湾“情报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了还不到1/3。
郎咸平的父亲曾是他部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从青岛撤退的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个叫郎丰津的人，他的儿子便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郎咸平曾经说，父亲是刘安祺的老部下，而且对于这个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父亲，小时候的郎咸平心里有点怕。“我爸爸是个军人，他经常在部队里，很少回家，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总是找我的错。他的脾气极坏，我和他很难相处。记得小时侯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
确切说，郎丰津是1949年加入国民党第26军，也就是刘安祺的部队的，一参军便被授予了上尉军衔。国民党大势已去后，郎丰津跟着刘安祺撤到了台湾。当时从青岛撤离的国民党军队很多，作为最后撤离的刘安祺部队把青岛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郎咸平说：“撤退的时候每一个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黄金、白银，但我的父亲这个人特别有趣，他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和我的母亲就上路了。”郎丰津在《八十年风雨人生(国民党空军少将郎丰津回忆录)》一书中也提到，当时花八十美金租了一个水手的床位，他带着怀孕的太太坐了11天的船到了台湾，再回大陆就是40多年后的事了。
世人皆尊称他为“寿公”
绿树成荫的金门岛是台湾著名景点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片绿色跟刘安祺有着很大的关系。台湾中华齐鲁文经协会秘书长于春珩是刘安祺的老朋友了，“我随时可以到他府上去，他坐在大沙发上，我坐在小沙发上说话。”他告诉记者：“到台湾后，1958年刘安祺接任金门防卫司令(1958年8月2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炮轰金门”，金门防卫司令胡琏逃回台湾，蒋介石派石觉去金门，石觉哭哭啼啼不敢去，只好派刘安祺去)，他叫人修筑地下堡垒，以确保金门十万军民的生命安全。当时的金门岛光秃秃一片，炮战停止后，刘将军又派人到菲律宾买草种，到屏东县小琉球买树苗，动员全体官兵种树，绿化金门。如今金门岛变为绿树成荫、花木成畦的公园与观光胜地。此乃刘将军当年的远见所致，功不可没。”
曾经有人送给刘安祺这样一副对联：朝士无前辈，三军皆儿曹。说的是，当时政府官员三军将领很多都是他的学生。于春珩解释：“刘安祺将军曾经出任联合参谋大学(简称三军大学)校长，受训学员都是高级参谋和高级指挥官。之后又担任国防研究院副主任，院长是蒋中正。国防研究院的阶层很高，调任的对象涵盖党政军以及部会首长以上的阶层。”足以说明刘安祺在台湾的影响力之大。
在台湾很少有人称刘安祺名字或刘将军，而是尊称为“寿公”，称呼久了还发生很多趣事。于春珩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前不管是蒋经国、李登辉，还是其他政府要员请客，总会把刘将军排在前几名，到场一开口就喊‘寿公’，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给刘将军祝寿，于是握手的、敬酒的、照相的都来了，弄得刘将军啼笑皆非。”
对于刘安祺，于春珩用了这几个词：“他雍容大度、宅心仁厚、乐于助人，是个大好人。”抗日战争时期，他资助很多山东流亡学生报考军校、出国留学，被乡亲们尊称为“山东人的大家长”;他虽身居高位，却没有森严的阶层观念，跟达官显要、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朋友，甚至和计程车司机也可以亲切相处。
刘安祺在台湾的房子名叫“平淡园”，这两个字取自他的人生箴言：人我之际看得平，功名之际看得淡。这一切他都做到了。1995年9月9日晨，刘安祺于睡眠中安详逝世，享年93岁。
城市信报记者 宫岩(感谢于春珩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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