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光曾来青岛隐居 宁阳路因他又名赃官巷

在登莱青道台任上，徐世光干了能有两年多，就摊上事儿了——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南方各省已经纷纷宣布独立 ，北方的局面也变得动荡起来。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忠于清政府，不想反水。革命党人只得武力逼迫清吏就范，烟台成了山东第一个发动武装起义的城市。

徐世光就这样被起义军打得灰溜溜地躲到了青岛。在青岛，他跟哥哥徐世昌一样，一度摆出拒绝出仕的姿态，可最后也没能抵御住官位的诱惑。

英国人护送徐世光来青岛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中国南北方的反应不大一致。南方数省几天之内就纷纷倒戈，宣布归附革命。北方诸省则按兵不动，对清政府表示死忠。这里面，山东的态度尤为坚决。

时任山东巡抚孙宝琦，长着一双圆眼，留着长须，从外型上来看，不像政客，倒像一位学究。可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路上马车陷在泥里，孙宝琦第一个脱掉官服，光着膀子给老佛爷推车。1911年11月13日，山东独立大会举行，面对各界代表近万人，孙宝琦强硬表示：“吾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领诸君独立。”当时革命党人决定武力逼迫孙宝琦就范，孙勉强宣布山东独立，可独立了12天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取消了。不过，山东也有个别城市例外，比如烟台。

就在山东召开独立大会的前一天，烟台却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也使得烟台成为辛亥革命后山东首个发动武装起义的城市。据说当时有18个革命党人聚集烟台，号称“十八豪杰”，正是这18个人打跑了徐世光。据陈潇在《烟台打响辛亥革命“山东第一枪”》中说，11月12日晚，李凤梧等“十八豪杰”聚集在《渤海日报》社，商讨起义大计。最后决定兵分三路：一路驰往东山海防营，劫持海军管带董保泰，夺其军权;一路由孙嘏臣、王耀东带人攻占登莱青道台衙门，捉拿道台徐世光;一路去大清银行，放火助威。部署既定，大家歃血盟誓，决心夺取胜利。

问题在于当时起义军的军备条件有限，枪支并不多。根据《中共烟台地方史》的记载，起义者分别携带十三太保枪一支、手枪五六支。没有枪的怎么办呢?就用了很多土办法，用手帕包着苹果装作炸弹，包着小笤帚当做手枪。还别说，这一招还真唬住了徐世光。当晚，第一路军直扑海防营，队伍行进途中，挥旗大呼：“革命党大军来了!”守岗警兵纷纷逃遁 。遥见海防营内火起，起义军即在大油桶内点燃爆竹，鸣枪奋臂疾呼，声如巨雷，气势浩大。起义军闯进董保泰室内，胁迫他交出兵权。董保泰只好将部队点齐，随义军袭攻道台衙门和其他官署。第三路军前往大清银行放火助威，并用电话召集东、西炮台警卫队整队进街，城内清军纷纷弃枪躲藏。徐世光听闻哗变，且声势浩大，潜逃至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里，后由英国人护送到青岛。

这样，革命党人未经战斗，便取得起义胜利。13日，烟台革命党人以“十八豪杰”的名义，致电上海都督陈其英，报告烟台独立经过，宣布成立山东军政府。次日，改称山东烟台军政分府。

宁阳路曾经叫“赃官巷”

1911年11月，徐世光在英国人护送下来到青岛。

当时的青岛是德国租界，在徐世光之前，早有不少满清大臣来此避难。因为初来乍到，还没有求田问舍，他们大都住在铁路旁的泰安路与巡捕房的泗水路之间的一条小巷里。这里旅馆众多，条件也不错，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逊清遗老。这条小巷，就是现在的宁阳路。可在当时 ，它的名字颇为奇特，叫赃官巷。

赃官巷的名字几经沉浮，德占时期叫西普林茨叶街，日占时期改为椎南町，后来才叫宁阳路。可在数十年里，老百姓都叫它赃官巷，而不知其本名。究竟为什么叫赃官巷呢?清末法部侍郎、书法家王垿的女儿王世棽曾说，当年这里近火车站，有些旅馆，那些落魄的巡抚、总督、军机大臣们来青岛之初，许多人暂住于这里的旅馆，因为是清朝的官，被称为“清官巷”，但清朝的“清”，与历代人们称廉洁的官为“清官”的“清”两者是一个字。有的百姓说：“什么清官巷，是赃官巷。”从此，赃官巷的名字就不胫而走了。

赃官巷里住的都是赃官吗?肯定不全是，据青岛著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分析，赃官巷的得名，主要拜两个人所赐，一个是杨士骧，一个就是徐世光。

鲁海先生说，清朝末年，从光绪十七年到宣统二年，这18年中山东竟然换了13位巡抚 。在山东任职期间，张曜被认为是清官(青岛建制也与他有关)，为治黄河他吃住在堤上，并死在堤上，百姓称为“张青天”。毓贤被称为“酷吏”，《老残游记》中有描写。而杨士骧被称为“贪官”、“赃官”。他自己喜欢挥霍无度，一味铺张。中枢各官推荐的人都应允升官，送钱照收，送礼笑纳，任意封官，使山东多了许多官员。因而全省吏治腐败，民不聊生。青岛虽被德国人占领，仍多是山东人，对他多有怨恨。另一个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曾在山东当官，民愤很大。

赃官巷叫出来后，对于像王垿这样洁身自好的文人来说，住在这里是一种耻辱。他不愿和遗老们为伍，赶忙从这里搬走。这个路名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后来越传越广，连一些官方材料都管这条街叫赃官巷。在1928年编纂的《胶澳志》中，我们还能找到“赃官巷”的名称。赃官巷的名称普及到什么程度呢?《大中日报》社上世纪30年代在这里办公，当然报纸上印的地址是官方名称宁阳路，这在当时反而使有些市民不知道这家报社在什么地方。直到近几十年，大家才渐渐忘却这条街的本名，而称其为宁阳路。

徐世光后来搬到曲阜路8号

住在赃官巷被人戳脊梁骨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儿，不多久，徐世光就搬到了曲阜路8号。这是一幢典型的西式洋房，离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砖瓦商卡普勒的安娜别墅和一家知名旅社很近，并且和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是对面邻居。后来，徐世昌也来青岛隐居，就和弟弟住在了一起。

徐世光到青岛的时间比徐世昌长些。徐氏兄弟命运不一，此时的心境也大不相同。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智囊，一手把袁世凯推上了大总统的宝座，他之后来青岛隐居，后人认为不过是做一种不忘前朝的姿态而已，并非真打算长期住下来。徐世光没有哥哥的眼光，初来乍到，整日和一群逊清遗老混在一起，倒很有一份愚忠。两兄弟初见面时，徐世昌已经剃掉了辫子，这让徐世光老大不高兴，不顾情面地数落徐世昌说：“弟官不过监司，犹感激大清恩遇，守首阳之节，兄宰辅三公，何以遽忘先朝，而作出山之计吗?”徐世昌不加可否，一笑了之。

在青岛的两年里，徐世昌和徐世光倒也怡然自得。两人都有些文人雅兴，登山作诗，自然不在话下。可时间长了，徐世昌终究按捺不住。要知道，一直处于高位的人，是闲不住的，一闲下来太难受。这段时间里，“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了，国民党失势了，袁世凯的位子坐稳了。这时候请徐世昌出山了。面对袁大总统的邀请，徐世昌仅仅扭捏了一小下，就欣然同意了。那么，徐世光是怎么做的呢?这在张鸣《共和中的帝制》一书中有所记载：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是个真遗老，觉得哥哥受清朝这么大的恩，位极人臣，居然要出来做民国的官，实在不成话。徐世光出来苦劝，一边说，一边抱住徐世昌的腿痛哭：“大哥啊，难道你忘了清室对你的皇恩浩荡吗?你前年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怎能当成耳边风?当年议和之时，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如今再为袁世凯效力，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九泉之下?”徐世昌一句话也不说，也陪着哭，哥儿俩哭了一夜。第二天，哥哥还是跟着前来劝驾的人，上火车走了。 徐世光就真的对前清死忠吗?也不尽然。后来徐世昌做了国务卿，明白弟弟静极思动的心意，便向袁世凯提出令徐世光督办濮阳河工，隆其体制，优其经费。命令一下达，徐世光就剃掉了辫子，接受了官职。

据王桂云先生介绍，徐世光担任督河，仍盛设前清时的威仪，如同河道总督一样。据说，徐世光在濮阳之役，所获尤丰，家成巨富。竣工后，徐世光定居天津，致力慈善事业，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可是，当徐世光在天津病危时，徐世昌去探望时，徐世光泪流满面地说：“自知旦夕永诀，惟清风两袖，将以举家累大哥矣。”徐世昌安慰说：“有老兄在，毋以身后为忧。”徐世光就说：“如是弟先行一步了。”

1929年，徐世光病逝于天津。徐世昌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按规矩过继了弟弟徐世光长子徐绪直为继子。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