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贩需要养家糊口，游客需要良好体验，城市需要维护形象——每个诉求都正当，关键在于找到平衡点，而不是让某一方独自承担代价。
今年夏天，如果你去过青岛的燕儿岛、小麦岛，大概率会看到这样的画面：木栈道两侧，卖遮阳帽的摊位一个挨一个，卖淀粉肠的小推车见缝插针，游客在摊贩之间侧身穿行。这番场景，与很多人想象中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样子，确实不太一样。
官方并非没有动作。今年，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发布《2026年重点区域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方案》，聚焦70个重点地铁车站和33个景区及网红打卡地。崂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市南区发布《市南海滨景区管理办法》，明确“禁止非法经营活动”。政策有了，行动有了，办法也有了。可为什么市民和游客依然觉得景区商贩乱象愈演愈烈？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执法不力”，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商贩“不自觉”。
地摊背后，一头连着生计一头连着秩序
据统计，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总规模超过2亿人，仅山东省就约有800万。在燕儿岛、小麦岛摆摊的那些人，对他们来说，一辆小推车、几根烤肠，就是眼下他们最低成本的生计来源。
需求端旺盛直接刺激供给。暑期旅游旺季，燕儿岛、小麦岛日均客流过万，游客需要遮阳、解渴、充饥，正规商铺无法及时满足，流动摊贩天然填补了空白。在现实面前，景区美观与否，对摊贩而言是最不值一提的考量，但管理者不能视而不见。
一方面，沿海景区是青岛的“脸面”，摊贩铺满木栈道确实影响美观、拉低体验；另一方面，流动摊贩背后是一部分真实的生计需求，“一刀切”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缺乏人情温度。执法部门夹在中间，治理力度自然受限。
治理者的两副“重担”，需要靠诚意来卸
流动商贩的高效管理一直是全国性难题。景区是开放的、流动的，执法人员前脚刚走，商贩后脚就回来。对商贩来说，违法成本低，劝离即换地；对执法部门来说，面对的是成百上千个这样的“低成本游击队员”，每一次整治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效果却往往迅速归零。
部门协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景区治理涉及城管、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多个部门，但权责边界、信息壁垒、考核差异，往往让“联勤联动”停留在“一起出现”的层面。若每个部门只管自己“一亩三分地”里的事，真正的治理合力便难以形成。
社会舆论则像是压在执法者头上的紧箍咒。管得太严，被舆论骂“粗暴执法”“欺负弱势群体”；管得太松，又被骂“不作为”“纵容乱象” 。于是，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悄然滋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了最安全的选择。
但舆论并非只有制约。2026年7月，“荣姐烤馒头”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正面样本：荣姐在地铁车厢内卖烤馒头，按《青岛市轨道交通条例》属于违规。但青岛地铁没有选择“一禁了之”，而是主动联系她，邀请其入驻五四广场站合规点位经营，赋予她“轨道合伙人”的身份。柔性执法、疏堵结合，舆论真正期待的是“管得有温度”。
在理解中求解，容得下烟火气才留得住风景
“疏堵结合”提了很多年，“疏”的那一头也确实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西海岸新区在城市阳台设置了3处临时疏导点，“邻舍集”惠农便民摊点临时扩增至35处、提供免费摊位708个。但类似举措放在整个青岛沿海景区的体量面前，杯水车薪。商贩追逐的是流量，疏导点一旦偏离人流密集处，游客便不会专程拐过去消费。
一些城市给出了值得借鉴的路径。厦门的“摊规点”模式，将疏导点设在景区周边游客集中的位置，摊位数量多且成效显著。成都双流区赋予摊主“城市管理合伙人”身份，制定清晰的负面清单和记分管理制度，以信任换责任、以荣誉促自律。青岛台东的“潮汐夜市”也是一个正面样本——“流动摊贩”变“固定摊位”，赢得暖心互动。正如商户杨月所言：“以前顶多卖200-300块，现在收入翻了一番多，见了城管还能笑着打个招呼。”
摊贩需要养家糊口，游客需要良好体验，城市需要维护形象——每个诉求都正当，关键在于找到平衡点，而不是让某一方独自承担代价。好在答案已有迹可寻：科学划定疏导点、建立全流程管理机制、善用数字化手段、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等……在理解中求解，在解题中达成共识，青岛“最美海岸线”便不再只是游客镜头里的碧海蓝天，更容得下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样子。
而这份“和谐”，本身也是城市最动人的温暖底色。
信网首席评论员 秦璐
[来源：信网 编辑：孙宝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