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阳人纪家坛山西当县长 日本人逼他儿子投降

纪家坛的书法

纪淑和的五个儿女都从事教育工作

告老还乡后的纪家坛并没有就此过上颐养天年的安生日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为所有中国人最神圣的使命，不久后仲村也沦为敌占区。纪家坛回到家乡，一方面支持担任灵山小学校长的儿子纪淑和投笔从戎，一方面与仲村的另外两位爱国教师创办传统私塾，义务教学，以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被软禁时摘掉假牙装糊涂

据纪家坛的后人介绍，仲村原本在村西头的大庙里是有一所小学的，“七七事变”后若要继续办学，就得按照日本人的要求让孩子学日语、升日本国旗、唱日本歌。国难当头，哪有人肯把孩子送去这样的学校，年过七旬的纪家坛和村里几位老先生商量，分别办几个私塾，教传统国学内容。于是仲村悄悄在前街、西街和后街开办起三家私塾，后街的敦睦堂就是纪家坛教书的地方。

纪家坛讲课完全是义务的，不收学生一分钱，对于家境贫困的学生还供应笔墨书籍。私塾的位置就是纪家的祠堂，一共三十多个学生，最大的二十岁，小的也都七八岁。因为在敌占区，所以不能公开进行抗日教育，但爱国这一课却是孩子们不能不学的。于是纪家坛就想出了一套隐蔽、含蓄的教学方法。比如讲诗词，他就会多选用岳飞的《满江红》以及辛弃疾、文天祥等人写的具有民族气节的诗文，每日让学生反复诵读，让学生自己体会其中的爱国情操。

纪家坛一共有四个儿子，虽然自己曾是个私塾先生，但他并不强求孩子们在学业上一定要有所成就，而是因材施教，尊重每个孩子的兴趣和选择。大儿子二儿子偏向务农，纪家坛就教他们耕作方法;三儿子继承了父亲的好学精神，当父亲的就送儿子外出求学，最高读到保定军校;纪家坛年轻的时候为给父亲治病也研读过不少医书，见小儿子对医学感兴趣，便言传身教，最终纪家还出了一名外科大夫。

纪家坛的三儿子名为纪淑和，军校毕业后正值军阀混战，于是回到家乡办学，在纪家坛退休时，36岁的纪淑和已经是灵山小学的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笔从戎，拉起一支千余人的抗日队伍，任山东五战区第十纵队司令。对于儿子的决定纪家坛很支持，他对纪淑和说：“过去我不让你入伍是因为内战不义，今天支持你组队抗日，切记始终枪口对外，爱护百姓。”

送走了抗日的儿子，麻烦也找上门来，日本人抓不到纪淑和就多次到仲村纪家骚扰，先是烧了纪淑和一个部下的家，并扬言如果纪淑和不归顺，下次就烧了纪家坛家。纪家坛不动声色，悄悄将家眷和口粮送到亲友家。日本人知道纪家坛在村中有威信，便想拉拢他当伪即墨县长，一来可以借他的名望安抚民心，二来也可让纪淑和不再抗日。于是派即墨维持会会长三次登门以高官厚禄请纪家坛出山，但他对劝安者说：“人各有志，我的别号叫顽石，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1940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正在私塾给孩子上课的纪家坛被几个便衣特务“请”进了日本宪兵队的汽车。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软禁纪家坛，然后逼纪淑和就范，为了在监狱里有个照应，宪兵队允许纪家坛的小儿子同去，负责每日给纪家坛送饭。纪家坛被软禁后，几乎每天都有人给他做“思想工作”，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他不动容。他摘下了满嘴假牙，在敌人面前装出一副垂垂老矣的样子，脸颊深陷、言语不清，用这种方式跟对方周旋着。特务让他写信给纪淑和劝降，他颤巍巍地说：“老朽手颤不能写信，再说儿大不由爹，他也不会听我的。”敌人不甘心，便让陪同的纪家小儿子给纪淑和带话，说不投降就杀了他爹。纪家坛则悄悄让小儿子传话给纪淑和：“作为人质入狱，在单间监号里，我没受罪，让他放心，敌人也不会杀我，杀我无异于惹起众怒。”十几天后，小儿子带回来了纪淑和的亲笔信，大意为：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纪家坛看了长舒一口气放下心来，日寇看了却愤怒不已。就像纪家坛自己说的，敌人即使生气也是杀他不得，因为纪家坛入狱三个月，每日来探望、送饭的都是在青岛有地位的乡绅名流，有的还从即墨、流亭、李村等地赶来，这些举动无异于向宪兵队示威。眼看劝降无望，看这架势纪家坛又轻易杀不得，多关无益，于是就以保外就医为借口，把他放了。出狱后的纪家坛，虽然看上去瘦了些，但元气未伤，精神很好，在家休养了几天就继续去私塾给孩子们上课了。

在孙子眼中既严肃又幽默

纪家坛在山西为官时清正廉洁的故事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家人眼中纪家坛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在一个温暖的午后，87岁高龄的纪斌尚老人，向记者娓娓道来自己记忆中的那个既严肃又幽默的爷爷。

“虽说爷爷当了二十几年的官儿，可在我的印象中，家里的生活从没比别人家好一点，他平时吃的用的都很简朴，身上穿的永远都是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深色大褂，家里的房子也跟其他人家的一样。”纪斌尚老人是纪淑和的长子，也是纪家坛唯一一个还在世的孙子，受父亲和爷爷的影响，他也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十岁前一直在仲村，有幸跟爷爷一起居住过几年，那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爷爷是个官，每次只有在看到那把巨大的万民伞时，才能想起爷爷是当过县长的人。

“那时候没有横幅，老百姓在送爷爷走的时候，就用红绸子做了这么把伞，直径得有三米，上面全是当地人的签名。他最后从山西回家的那次除了几箱子的书，就把这把伞给带回来了。”他告诉记者，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军中有山西的军人，听说纪县长家就在这里，还专门来家里拜访过。

十岁以后的纪斌尚，为了配合父亲纪淑和的抗日工作，不得不随家人搬去后方居住。每个月也都会回村看看爷爷。“1943年我去四川上学前曾回仲村爷爷家住过一夜，知道我要走了，那晚爷爷让我睡在他的炕上，想跟我多说点话。”在纪斌尚的记忆中，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到1945年纪家坛去世时，19岁的他已经弃学从戎参加了远征军驻扎印度，没能见上爷爷最后一面。

在纪斌尚的印象中，纪家坛是个既严肃又幽默的人，平时对几个孙子在生活上和学习上要求都很严格，他板着脸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怕他。说到爷爷的严格，老人给记者讲了个故事：“我爷爷一共有八个孙子，我排行老五。在我上面有一个堂哥，他父母很溺爱他，所以在我们之间他也最难管教。但他聪明，学习好，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模仿爷爷写字，是我们这一辈里最像的。他曾经闯了个大祸，十七岁那年他模仿爷爷的笔迹给当时的伪县长写了一封信，跟人家借钱，因为他知道这个伪县长过去跟我爷爷是朋友，所以就让人家给他寄钱。人家一看这信就觉得不对，因为认识爷爷那么多年，知道爷爷从来不向别人借钱，更何况他当了伪县长以后爷爷早就跟他翻脸了。他又拿出过去爷爷写的书信与之做比较，发现字迹虽像，但并不是爷爷亲笔写的，于是他派了个人把这封信送到仲村交给了爷爷。爷爷一看勃然大怒，让所有人都赶回来，当着全家人的面上家法，把我那个惹祸的堂哥一顿狠打。从那以后他学乖了许多。”

除了严厉，纪家坛在日常生活中流露出的一些小幽默、小智慧，也深深印在纪斌尚的记忆里。“当年爷爷教私塾的时候，有个孩子叫杨为善，他是孩子中最调皮的，上课的时候只要爷爷看不见他，他就捣乱。有一次上课时，爷爷出去了一下，他就又闲不住地打打这个，捅捅那个，没想到他欺负人的时候爷爷就站在他身后，爷爷也不生气，笑着说了一句：‘杨为善啊杨为善，我看这个名字不太适合你，我看你不如改名叫杨为恶吧!’此言一出，全班哄笑，羞得那学生满脸通红，以后再不敢淘气了。”

说到这里时老人开怀大笑，他说爷爷的幽默不仅是在课堂上，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常常表现出来：“过去村里有个姓黄的同乡，很爱下棋，但此人技不如人，每次跟爷爷下总是输，他又要强，每次都会动气。爷爷看了为给他留点面子，也为了他的身体着想，于是按比例输给他。比如每下三盘就输给他一盘，这样时间长了，他内心也就平衡了。”

当之无愧的教育世家

为了探寻纪家坛的事迹，记者来到城阳区仲村社区，社区党委副书记纪建设告诉记者，从2010年起，仲村实施旧村改造，过去的老村包括纪家坛曾经居住、教书的地方也已经全部拆除。“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他家的房子跟其他人的房子都是一样的，都是青砖的瓦房，根本看不出他当过官。”纪书记见记者面露惋惜之情，紧接着又说：“如果你真想写纪家坛，那就去我们的仲村小学看看，那个小学的前身就是纪家的私塾，一直到现在他的后人还在小学里设有助学基金，每年颁发奖金给品学兼优的孩子们。从他到他的儿子、孙子，几代人都在我们村里教过书。”纪建设坦言，仲村在上个世纪末被当成榜样推广到全国的“乡村终身教育模式”，最初也是受到了纪家坛在家乡推广教育的影响，“如果没有纪家坛，仲村不会这么重视教育。”

随后，记者在纪斌尚老人的家中翻开《中国精神文明大典》第五卷，见到了一张教育世家的合影，照片上是纪淑和的五个儿女，纪秩尚、纪斌尚、纪培玉、纪光海和纪培琳。纪淑和的五个子女，全都是老师，值得一提的是，这五个人的配偶也都在从事教育事业，这个家庭是当之无愧的教育世家。“纪秩尚教育基金”在仲村小学已经设立了近二十年，据纪家坛的重孙纪宁介绍，这个基金的原始款项五万元，是纪家坛的孙子、曾任职于中央教育科研所的纪秩尚，1994年首次赴中国台湾交流学习时讲演所获得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