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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06/30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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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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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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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间谍宗方是中国通 曾来青岛采访恭亲王

宗方小太郎对中国情报掌握全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接触人员复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均有接触;二是判断准确,在他的情报中,不光有精密的分析 ,各种情况的梳理 ,还有对于形势的预判,各种判断甚至惊人准确!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活动的这段岁月,青岛也是宗方小太郎落脚的地点之一。在这里,他频繁地跟晚清遗老接触,有一次还差点落网。

曾以记者身份采访恭亲王

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青岛成了清朝遗老遗少的聚集地,他们经常共谋清室复辟大计,与张勋以及遍布各地的“宗社党”成员遥相呼应。1913年,宗方小太郎来到青岛,化名为宗方荣,调查遗老和“宗社党”的复辟活动情况。

据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史料记载,宗方小太郎向日本军部报告说:“在青岛居住的‘宗社党’主要人物有恭亲王溥伟、吴郁生(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以上除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外,均与恭亲王密切往来。目前在青岛大兴建筑,前清大官、宗室为购买土地作永久居住的打算。”能看出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跟溥伟之间的矛盾,说明宗方小太郎的眼力还是很深的。除了宗方小太郎提到的外,尚有前清直隶总督陈燮龙、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以及大臣载沣、那桐等人。青岛聚集的前清官员最多,官阶亦最高,是前清遗老最为集中的地区。

岛城知名文史专家鲁海先生在《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一文中说:宗方小太郎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恭亲王溥伟,在报告中写道:“气宇不凡,诚意动人,晤谈时端坐正式,面无笑容,言不及它事,神态严肃,实满清亲贵中突出的人才。”宗方在综合调查到的情报后,得出结论:“宣统复辟运动的根据地在青岛和上海。在青岛以恭亲王为中心,前邮传部侍郎于式枚、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前御史王宝田等为之热心提倡。”

宗方小太郎间谍活动败露还要归功于一人,这人就是张士珩。张士珩和宗方小太郎两人之间的恩怨要追溯到甲午战争时期。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凭借李鸿章的关系当到了北洋军械局的总办。甲午战争前夕,宗方小太郎和女间谍春野缨子(一说和珅的孙女、迎和春)来中国打探情报,宗方化名田玉贵,春野缨子化身为落魄家族的大家闺秀,被卖到高档妓院 。春野缨子因为漂亮、多才多艺,得到了高官富商的赏识,张士珩就是其中之一。张士珩为春野缨子的美貌所倾倒,为其赎身,并娶为侧室。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向威海刘公岛发动进攻前,宗方小太郎和春野缨子窃取了北洋水师的军事部署。

甲午战争结束后,宗方小太郎受到了日本天皇的表彰,而张士珩则被免职。应该说,张士珩对宗方小太郎可谓是“印象深刻”。鲁海先生说,巧的是,张士珩后来也到了青岛,并住在曲阜路。有一天,宗方小太郎在街上遇到了张士珩,张士珩扭送他到官府,但是德国当局并没有处理,当场释放了宗方小太郎。宗方被释放之后,便离开了青岛。

和康有为在日本会面

除了清廷的一帮遗老,宗方小太郎还和另一位跟青岛大有关系的名人有过交往,那就是康有为。康有为晚年在青岛定居,去世后也埋葬在青岛。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宗方小太郎和他又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之际,宗方小太郎就和康有为 、梁启超有了联系。甲午战争后,宗方小太郎重返中国,于武汉筹办《汉报》。他提出创办此报的目的有三:一是介绍日本之实情于中国之官民,,以令其信于我;二是明唇齿相依之义,行一脉相承之实;三是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维新之气象。历史有时很复杂,不得不承认,戊戌变法中极力支持康梁的往往不是本国民众,而是外国人。单从第三条目的来看,宗方小太郎和康、梁之间也许就存在某种默契。

宗方小太郎经营《汉报》四年,按他自己的说法,“开发中国之风气,鼓舞中国之市民,振作政治教育,劝兴农工商务,使中国四万万之民脱欧人将吞之虎门,以欲全同文同种同洲之义务天职”。这当然是他的自我标榜之辞。奇怪的是,梁启超也盛赞“在圣主幽囚,新政堕堕,内地报馆封禁无存”的时候,“《汉报》以日本人之力,疾呼于汉口”,成为“日报之卓卓者”。据阳美燕《汉口乐善堂据点与汉报》一文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说此报“误信康党之谣言,而不知康党之陷中国于危难之深渊”。该报因报道、言论触犯时忌,被张之洞查禁后以3000两白银买下,收归中国人所有。《汉报》至此(1900年9月30日)闭馆,历时4年零7个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1898年10月31日,宗方小太郎在东京访问了刚刚逃亡至此的康有为及其同党唐才常。此时两人才得见面,康有为因为刚刚在戊戌变法中失利,显得有些激动。历史研究者谌旭斌曾对此事有过记述,会谈中,康有为曾“频频乞求援助”,欲求日本政府出兵,助其灭掉慈禧政权。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为了打动宗方小太郎,骗取日本政府出兵,康有为在谈话中大撒其谎,声称自己手下有上万名上流社会子弟兵,且能得到地方实力派人物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支持,推翻清廷并非难事。据宗方小太郎日记记载:“康称:南学会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康党在湖南所办之“南学会”,梁启超曾自诩为“众议院”。其规模,据日人平山周戊戌政变后调查,列名之会员人数,总计约1200余人。但该会存在不足四月,开讲也只有十余次,且列名会员多是奔陈宝箴(巡抚)、江标(学政)、黄遵宪(按察使)等人之名而来,而陈宝箴对康有为甚是反感。可见康完全是在虚言蛊惑宗方小太郎。当然,宗方小太郎也是久经世面之人,并没有上康有为的当。

他的报告读来令人击节慨叹

宗方小太郎没有盲目听信康有为的鼓动,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清廷有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做出。

笔者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宗方小太郎其人,曾详细阅读了他的部分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宗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之深。抛开民族恩怨不谈,客观地讲,宗方小太郎对于中国的分析,至今都是发人深省的。

宗方小太郎最著名的两份报告分别是《中国大势之倾向》和《对华迩言》,写于1894年。在这两份战略报告中,宗方小太郎对晚清政治社会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当时清政府正在进行“洋务运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体西用。在世界上也是声誉日隆,隐隐有大国崛起之势,并且海军势力迅速增加,还从国外购入大型铁甲舰,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可宗方小太郎并不看好晚清,其原因有二:一是晚清上下腐败已达极点;一是全民丧失信仰。

《绝版甲午》的作者雪珥先生曾记录了宗方小太郎的论述。关于全民腐败,宗方首先分析清廷的年财政收入。当时清廷每年税收仅有9074万两银子外加523万石米。为什么会如此之少呢?据他实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和全民腐败相伴随的是国人信仰的丧失。中国原本是个礼仪之邦,但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到晚清之时已经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虽然有过康乾年间的短暂改革,但并未坚持下去,政府将本应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由此而造成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小太郎由此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晚清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清朝“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十六年之后,清政府亡于武昌起义,随后国家陷入军阀割据时期。不幸被宗方小太郎全部言中!

特约撰稿 田野

[编辑: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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