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张咨明列入抗日英雄录 曾13人肉搏800敌人

在上一篇讲张咨明的文章中，我们曾经提到一个人，就是常溪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咨明在莱西曾联络吴青光 、张益民、王军光 、王子阳、常溪萍等，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和张咨明一样，常溪萍也是莱西籍的抗战老兵。不同的是，他没有在战场上牺牲，而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常溪萍之死，在叶永烈的《张春桥传》中被称为“上海奇冤”。

坚守大泽山抗日根据地

常溪萍原名昌德兰，1917年10月出生，莱西县院上镇东王屋村人。查阅莱西市史志办公室的相关材料，我们可以粗略了解常溪萍的早年情况。常溪萍出身于农民家庭，12岁那年，来到莱阳县立第十小学就读。据说他在学校里好学上进，尤喜读古代忠烈传记，曾立下“大丈夫当乘长风逐万里浪，岂可久待于笔砚间”的壮语。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常溪萍也更多地开始关注起时事来。当时日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先是侵占东三省，接下来又搞“华北五省自治”，这引起了爱国学生的不满，催生了1935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过，运动爆发时，张咨明尚在掖县组织学运，而此时的常溪萍还在莱阳中学读书。虽不能冲到第一线，他也经常在学校周刊《文峰》上发表抗日救亡文章，组织罢课、游行示威活动，以响应“一二·九”运动，最终被校长勒令退学。

1937年是常溪萍人生转折的一年，他的抱负有了施展之地。这年底，张咨明返回莱西，常溪萍跟他一起组织民先队伍，发动地方游击战争。为了扩大组织，他到平度的一些村庄发展民先队员。不久，去黄县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任第十大队特派员，由吴青光、梁辑卿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第三军任政治宣传干事、民先总部秘书。

常溪萍真正扎根发芽的地方应该是在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按照文献记载，他曾在这里留下不少故事。1942年，常溪萍任西海专署(即西海行政专员公署，专署辖平度、莱阳 、昌邑、潍县等抗日民主政权)专员时，适值日本侵略军侵占大泽山革命根据地，西海地委、军分区和西海专署驻扎于此，常遭日、伪军突袭，岁月艰险，粮缺盐断。为支援群众，常溪萍和大家一道开展“每天节约2两粮”活动，又带领专署机关人员参加驻村大生产运动，他挑担推车，样样在行，被老百姓称为“八路军庄稼把式”。当时除了要稳定后方，还要支援前线。战斗激烈时，常溪萍常常率领区、乡干部和民工抢救伤员，昼夜奋战，把伤员全部运往后方医院，有次因劳累过度导致肺病复发，竟至于吐血，被人称为“模范专员”。这年11月，万余名日本侵略军“扫荡”大泽山革命根据地，西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于寄吾等壮烈牺牲，地委、专署等机关人员交由常溪萍负责，坚持就地斗争。当时，机关只一个警卫班负责保卫、侦察敌情、掩护转移。常溪萍为了保住根据地，白天组织隐蔽，晚上组织行军，与敌周旋，在残酷的斗争中保护了地委、专署机关，巩固了大泽山抗日革命根据地。

即使抗战胜利后，常溪萍依然坚守在大泽山区。1947年八九月间，国民党军范汉杰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以五个主力师进犯大泽山。常溪萍依然负责带领部分机关干部就地坚持斗争。有一次，他外出开会，竟带着两个通讯员趁夜将敌人的电话线割下，背回了大泽山，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可以说，大泽山解放区的巩固，常溪萍居功至伟。

妻子是大泽山抗日姊妹花之一

在那个年代，夫妻一同投身革命事业是件幸福的事儿，常溪萍也在战火中结识了自己的爱人陈波浪。笔者查阅到平度一中退休教师王明章的回忆文章《大泽山抗日姊妹花》，了解了陈波浪跟常溪萍伉俪情深的往事。

陈波浪，招远人，1940年参加革命。到平度时，她才19岁，任天柱区妇救会长。由于她和另一位女孩子张子欣一起工作，两人都身材苗条，容貌娟好，被大家称为“大泽山抗日姊妹花。”当时妇救会的工作除了带领群众生产救灾、支援抗战外，还包括解放妇女。陈波浪就经常碰到棘手的事儿。当时大泽山麓某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娶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媳妇，女孩过门后哭着找妇救会要求离婚，陈波浪反复做工作，与包办婚姻做斗争，终于让小女孩获得了自由。一个村有个恶婆婆，百般虐待儿媳妇，把媳妇的头发拴在门框上毒打。陈波浪召开妇女大会，斗争了恶婆婆，最终让那受苦的女孩跳出了苦海。时间长了，陈波浪在大泽山地区深受妇女的尊重，这在日后也救了她一命。

1942年秋天，日伪军向天柱区进行“拉网扫荡”，陈波浪和张子欣刚进李家寨村，就迎面碰上了日本兵，她们赶忙躲进了村妇救会长姜连生大娘家。一进家，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大娘说：“快藏藏俺们，鬼子进村了，好像发现了俺们!”可是向屋里一看，见正间里躺着死人，一家人穿着白大褂子在哭灵。她俩犹豫了，正要往外走，姜大娘一把拉住她们，找出两件白衣裳叫她俩穿上，把她们摁倒在死人旁，叫她们哭。就在这时，几个鬼子端着刺刀进来了。“日本人讲迷信，见这哭灵场面，认为是碰到了晦气，又见没有那两个女八路，就退出去了。”这个灵前救八路的传奇故事，发生已70年了，至今还在民间口头流传。这事儿还有后话，后来陈波浪突发眼疾，两眼视力模糊，肿胀疼痛，还是被送到姜大娘家里养病。姜大娘用了各种偏方给她医治，仍不见好，最后把自家积攒的鸡蛋和到邻居家借的鸡蛋卖了，请医抓药，终于给她治好了眼疾。在回忆录中陈波浪曾深情地说：“要不是姜大娘和那么些好心人关心我，我早就成为瞎子了!”

1943年秋，陈波浪被调到平北县担任了县妇救会会长。以后，她与常溪萍结婚。1949年3月，常溪萍调任胶东区党委秘书长，从此夫妻二人离开了平度。

离奇坠楼含冤而死

革命胜利后，常溪萍夫妇又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1954年，常溪萍被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从此和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如果没有意外，他本可以安度晚年，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可“文革”改变了这一切。

1964年，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几个主要城市都要派一批教育战线上的部级和处以上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参加社教运动。上海派了由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常溪萍带队的工作队去北京大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队担任副队长兼西语系工作队负责人。当时，北大处于半瘫痪状态，原先的社教工作队把北大当做“烂掉了”的单位，要打击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处境也十分艰难。

常溪萍来到北大后，曾和陆平有过一次长谈，据冯乔所撰《北大社教与常溪萍之死》一文记载，常溪萍认为陆平所作所为“是好人犯了一定的错误”，北大也并非“烂掉了”的单位。为此，他先是向上海市委作了汇报，在市委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又给邓小平、彭真等写了一封信，如实反映了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问题。此事后经中央领导讨论，万里认为“常溪萍这个人是正派的，北大是搞得过头了”。邓小平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并写过一段话：“看来北大社教要换一下领导人了”。这样 ，北大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被换掉。

事情到此本该就了结了，可是接下来的发展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红卫兵斗私批修的展开，常溪萍对北大社教的看法也被莫名其妙地挖了出来，后来江青直接插手了。其实，常溪萍写的那封信不是个人行为，关键在于江青等人“揪住常溪萍，也就是揪住了上海市委，才有‘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并进而借机对上面发难，因为那封信是邓小平亲自批示的”。说到底，常溪萍只是个引子。

尽管一些正直的领导和善良的群众想方设法想要保护常溪萍，但当时的社会局势一片混乱，常溪萍还是被揪斗了。1967年底，常溪萍被关进了“牛棚”，和哲学系教授冯契隔离在一个房间。后来 ，造反干将聂元梓奉江青之命来到上海，想通过常溪萍来打击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断被拉去大会、小会批斗，多次遭毒打。但他是非常坚定的，据冯契回忆，常溪萍还劝冯契，要能够经得起这次考验。两人一起讨论哲学问题，阅读《人民日报》，生活还有希望。就算迫害不断加剧，常溪萍也不曾放弃对生命的信心，他的妻子陈波浪曾回忆，两个人在分别隔离的时候，都交代过一句话，“不要相信我是会自杀的，你们都不要相信这个。”

可离奇的事儿还是发生了。1968年5月25日下午，常溪萍从华东师大数学馆三楼阶梯教室窗户坠落下来，被送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因内脏碎裂，抢救无效死亡。第二天，造反派在批斗会上称常溪萍畏罪自杀。“四人帮”倒台后，重新审查常溪萍的案子，找出了自常溪萍坠落直到送到医院抢救的全部记录，记录显示，常溪萍中间苏醒过几次 ，并申明“我不是自杀”。

1978年4月2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上海市委为“党的好干部”常溪萍平反昭雪。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