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号转网政策原本是为了提升通信行业服务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好政策。然而在四川成都，携号转网已经异化为折腾群众的“玻璃门”。有市民仅仅因为拨打过12345投诉，便被运营商告知需等待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办理转网，还有用户投诉小区物业问题，也无辜躺枪在转网时受阻。（详见《成都多运营商曝携号转网潜规则：有12345或工信部投诉记录即延迟办理》）工信部早已三令五申严禁增设携号转网办理条件，而现实中投诉记录成转网障碍、指定营业厅缩减、隐性条款限制等潜规则却大行其道，折射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的深层梗阻。
当前，携号转网已从政策初期的试点推广阶段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携号转网服务也成为检验治理效能的民生标杆。社会规则本该是明确的、可被群众知晓和理解的，并且在执行过程中是公平的、可被监督的。然而，在“问政四川”中搜证发现，阻碍用户携号转网的套路花样繁多，如捆绑新合约、诱导开通增值服务等。当明面上的规定玩不过桌下的潜规则时，就会引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架空国家政策之事。成都出现的投诉记录挂钩转网资格现象，将用户的合理维权行为异化为惩戒依据。“投诉即受限”的荒诞逻辑，不仅违背政策初衷，更涉嫌滥用数据权力侵害消费者权益。
部分用户反映“换个营业厅就能办”的经历，暴露出政策执行的随意性；而某地将办里携号转网业务的14家营业厅缩减至3家，更印证了企业逐利动机可能扭曲公共政策的执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偏差，本质上是治理体系中监督、反馈机制的失灵。当政策执行也便偏离公共利益轨道，政策善意也在层层传导中不断衰减。
当前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仍是服务于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将是以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浙江省通信管理局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正面参照：将携号转网剔除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优化携号转网服务流程，突出对限制、阻碍携号转网的规范治理，携号转网申请通过率均超过70%。区域之间治理效能的差异，凸显出机制设计与技术赋能在政策落地中的作用。这些好的做法背后，是当地在社会治理中巧妙融合良政与善治，不仅讲求效率更要衡量社会效益，不仅关乎具体的个人感受，更使政策落地后始终保持生命力。
治理现代化不是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要通过机制创新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破解携号转网困境，需要构建多元协同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在制度层面，应借鉴剔除业绩考核的改革思路，重构以用户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从根源上消除企业设置障碍的动机；在技术层面，需建立统一的携转服务监测平台，对申请通过率、投诉处理时效等关键指标实施动态预警，让潜规则无处遁形；在协同层面，则要畅通12345等投诉渠道，建立“企业自查、政府监管、公众监督”的三维治理网络。
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政策体验。携号转网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本质上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时代拷问。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任何一项政策的落地质量，不仅取决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更取决于执行环节的精细化。破除形形色色的潜规则，需要的不仅是监管问责的硬手段，更需要治理理念的软实力。惠民的政策只有在落地执行时不走样、不变味儿，才是真正转化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开始。
信网评论员 李源菁
[来源：信网 编辑：王荣]大家爱看
